邓小平在玉泉山赏玉兰花。（选自《邓小平画传》）
时间：2004年8月11日，一个溽热散去清风徐来的早晨。
地点：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深处，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院落。邓小平晚年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这20年，院门外的百姓生活发生了令世人惊诧的巨变；也是这20年，邓小平全家团聚一堂度过了令家人最为留恋的日子。在这位世纪伟人百年诞辰将至之时，邓林、邓朴方、邓榕姊弟妹3人，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在这里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老爷子当年经常站在这看莲花，赏金鱼。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特别欣赏和崇尚大自然。‘文革’前中南海里好多地方都种庄稼蔬菜的时候，我们的家就种满了花花草草。”
树是这座老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风景。雪松、藤萝、海棠、樱桃、核桃，还有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邓家姐弟兄妹3人，和记者一起围坐莲花池旁。
邓榕：这池里原来养了不少小金鱼。老爷子每次散步走到这儿，拍拍手，鱼就全游过来了。
我们是1977年7月1日搬进这院子里来，当时只有门前的四棵石榴和两棵大松树。那两棵树的姿态特别像龙，我们家老头儿老太太都属龙，所以，院里人就叫它们“双龙树”，好多影视作品的镜头都是从双龙树开始照起。不久前，有一棵石榴树移植到广安老家去了，移的时候植物专家说这石榴至少有百年历史了。
所有其它的树，大雪松、白皮松、海棠、核桃、樱桃，全是老爷子搬进来以后，亲手带着我们种的。樱桃到结果的时候，老爷子就来数，一直到果子熟了，摘下来，他给孩子们和工作人员分着吃，一人分一点儿，一边说“爷爷就这么点儿权力”。有时他发现哪颗果子只剩半个了，工作人员告诉他是鸟偷吃了，他也高兴，“鸟吃了也好嘛”。
搬到这儿来后，老爷子一住就是20年，直到辞世前住进医院的最后几天。
邓林：我们1952年时刚来北京，没房子，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月，后来在西直门南草场找到房子住了几个月，然后又搬到地安门后面的吉安所右巷，聂帅的房子旁边。一直住到1957年，后来爸爸每天要到中南海上班，很不方便，就搬进了中南海庆云堂3号院，不用坐车，可以走着上班了。
邓榕：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安排在东交民巷8号的一个院子。当时罗荣桓调来北京也没房子，他身体不好，爸爸就把房子让给罗荣桓住。
邓林：我们在中南海，一直住到1966年把我们这些子女赶出来，爸爸在那儿又待了两年多，1969年10月到了江西。1973年2月从江西再回北京的时候，先住在花园村，后来家里人口太多，住不下，才搬到宽街。再往后曾经在东交民巷8号住过一阵，以后又住过西山25号楼，几经辗转，最后到了现在的家。
邓林：我们搬家的原因都是政治方面的，是随着父亲的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不断地搬来搬去。我们搬家、收东西、装箱子的经验特丰富。因为“文革”中经常是限时搬家，不管多少东西，两小时之内必须搬完，不搬也得搬，所以练就一身硬功夫。
邓榕：我算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来来回回搬了十几次家。
邓林：刚搬进这里的时候，院里都是部队种的庄稼，没有现在这么多花草。
邓榕：中南海里早年也不能种花种草，都是种庄稼和蔬菜，大白菜，还有玉米。因为花花草草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说我们老人家特别呢，就是人家种庄稼的时候，他就要在家里种花种草。
邓朴方：当时我们在中南海的院里有四个方花池，里面什么花都有。
邓榕：太平花、玉簪花、樱花、海棠、榆叶梅、迎春花、月季、牡丹、芍药……全有，就那么一小院。老人家就是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欣赏和崇尚这种大自然的美。
邓林：老爷子特别喜欢完美的东西，喜欢整洁，喜欢自然、有序的环境。
邓榕：父亲特沉默寡言一人，不多言不多语的，但看见花他就上去闻一闻，特享受的样子。孩子们摘了花以后插在他身上，他也就那么戴着花到处走。
邓朴方：春暖花开，老爷子爱到外面去，到玉泉山或是到中南海里面看花，一定要找一个花开得比较好的地方。
邓林：春天的时候中南海的海棠开了，他专门到中南海去看。有时孩子们把柳条摘下来做一顶柳条帽，给爷爷奶奶戴上，都特高兴，还戴着照相。
邓榕：是花草树木，他都喜欢，不是单喜欢哪一种花，偏爱哪一种树。他吃东西也不挑食，但喜欢换着吃，只是不爱吃那些海鲜。
邓朴方：好吃的，他能吃出好。好酒，他也喜欢。黄酒、茅台、葡萄酒，什么都喝。不喜欢XO，不喜欢喝有香料的白酒。
邓榕：喝碗稀饭，吃点咸菜，他也觉得特满意。他总说，稀饭是好吃的东西，你们不懂。他最爱喝的粥是绿豆粥。他不是一个认定一样东西就不变的人，我觉得他这人就是喜欢丰富多彩。
“老爷子总是说：等我退休了以后，要享受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买东西，逛逛商店。只不过，他到哪里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来就不想再出去‘扰民’了。”
说到这个话题，邓家兄妹一口气讲了好几个故事，让人忍俊不禁。明摆着的，平民生活对这位老人来说只能是永远的奢望。
邓榕：老爷子总是说，等我退休了以后，要享受一下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上街去买买东西啊，逛逛商店。有一次到上海他真去逛商店，临要到商店的时候，说我要买点东西，可身上没钱。当时一车人的身上都没带钱，就吴邦国同志带了十块钱，掏出来借给了他。老爷子拿着这十块钱，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给孩子们买了铅笔橡皮，回去后才把钱还给了邦国。
邓林：他就做了那么一回老百姓，周围还围了一大帮子人。回来我们问他：“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他说：“就看见人了，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朴方：他轻易不出去，因为一出去要“布线”啊什么的，他就觉得扰民。他也说，不要布置，不要搞这些，但是有警卫制度，他也没办法。以后年纪大一点，我们动员他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郊游，他不去，说：兴师动众，麻烦得很呢。
邓榕：最多就是去钓鱼台，还有就是中南海。再远的地方，他就不愿意去了。他一贯不愿意扰民，比如去黄山不让封山，到四川看武侯祠，他也不让封闭。中央警卫局的孙勇他们就忠实执行老人家的指示，警卫员都穿着便衣。去了以后，群众发现了就被围起来了，人山人海，结果出不来了。后来好不容易上了车，围的人太多，车子开不动。群众围着车子鼓掌，场面很感人。可是老人家说，你看我们一到哪儿，就是扰民。
邓林：有一年去成都，我们先去杜甫草堂，看到梅花开得特别好，回来就鼓动他也去看看。老爷子同意了，去了以后想不到又是人山人海，只好到最后面一个小院，地上摆了几个盆景。回来问他看见梅花了吗，他说看见了，那个院子里有几盆。其实草堂廊子外头的梅树全都开花了，不过全是人，他看不见。
“老爷子爱散步，走路的时候从不戴计步器，都是自己数数，走路一句话不说，拐弯都是走直角。”
生活秘书作过精确测量，院子里的环形路一共长188米，邓小平每天沿着这条路散步。既是锻炼身体，也是思考问题。散步的习惯他保持了几十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甚至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时刻，也是如此。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谪居江西时，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天天一步步走出来的。
邓林：我记得曾给自己一个命题，就是拍“邓小平的一天”。尝试了好几次，我觉得太难拍了。他的生活太规律，太普通，不觉得哪一天拍出来的东西能出什么彩。他每天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看文件，看完文件散步，散完步看报，看完报又该吃饭了。然后下午午睡，看录像啊，看书，打桥牌啊，晚上看看电视，觉得跟老百姓一样，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榕：早年的时候，老爷子散步都是走20多圈，后来年纪比较大了以后，一开始规定18圈，最后15圈，10圈。他都自己数着，走路极其认真，一句话不说，护士跟在后面。我妈妈一开始也跟着他，但是他走得太快了，我妈妈跟不上，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跟不上。他散步不是说慢慢悠悠地散心，而是用自己最快速度健步走，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当然，他在散步的时候也在思考问题。
散步的路线就是从房门出来，逆时针沿着院子里水泥路的外圈走，绝不走里圈，拐弯的时候也是拐直角，永远是走最外圈。陪他的人走内圈，他就说：偷懒。
邓朴方：在江西的小路也有两条。一条是去工厂上班在田埂上走的路，还有一条是在院子里散步、思考的时候，围着我们住的小楼走。因为他这个人特别严格，每天走固定的路线，走着走着院子里砂石地上他走的地方就白了，把小石头都走开了。
邓榕：我从日本给他买过计步器，他不戴，说我自己数数最准。
（聊到这儿时，小平生前的保健护士王海珍来了，也加入谈话。邓家的工作人员，干得时间都很长，有的老人从50年代起就一直跟着，很多情况，比家属子女知道得还多。他们，同样算得上是小平的亲人了。）
王海珍：首长绕圈数得确实准，有时我们跟着，走着走着就分心了，自己把圈数给忘了，但是首长肯定会记得的。走到门口够了圈数他就不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数错了，赶紧去给他开门。他差不多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基本上文件都看完了，就在院子里走个十来圈。
邓榕：他也爱游泳，但从不在游泳池游。他说，心情不一样，我要游就在海里游，大海多辽阔。他游泳非常好，一下海就是两小时。一直到80年代都是这样，从海边一直游到深处，在拦鲨网那儿来回游两个小时，然后再游回来上岸。深水浮力更大浪更小，水也干净，最舒服了。如果浪特别大的时候，他就拉着游泳圈，让工作人员把他拉到深水去，然后自己在深水游。
邓林：遇见大的波浪，老爷子不喜欢跳浪，而是从水里钻过去。
“他工作的效率特别高，习惯坐在屋角的沙发上批文件，孙子、孙女趴在旁边的地板上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有一次在北戴河想给他拍张办公照，老人家勉强摆了个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样子，说：“我从来不这样办公。”
邓榕：有这事。老爷子晚年不习惯正襟危坐地在桌前办公，平时他喜欢坐屋角的卧榻或沙发，腿放在脚凳上批文件，旁边茶几上放着茶杯、眼镜、放大镜。孙子、孙女趴在地板上玩剪纸、堆积木，各得其乐，互不干扰。他做每一件事都很专心，是他的特点。工作的时候，效率特别高。当年美国记者华莱士问他说你一天工作多长时间，他回答说我一天工作两个小时，华莱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实际上爸爸讲的工作时间就是他看文件的时间，不包括谈话、开会。他平常还有很多时间是思考，有的时候在看电视，其实根本没看进去，多半都是想他的事。不过，办公时间两个小时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效率特别高。
邓朴方：他处理文件比较快，从来不压文件，一个上午全把文件处理光。
王海珍：首长见外宾，很少见到秘书过来给他讲外宾的情况什么的。
邓朴方：老爷子见外宾的时候秘书基本都不跟着，也就晚年才跟着。
邓榕：他见外宾之前，就看接待单位准备的一摞相关的材料，看完了以后就去见外宾。到场以后主办单位通常要汇报情况，他一般都说情况我都了解，然后就跟外宾谈。
邓朴方：我出国访问见过很多大使，他们都跟我说特别愿意陪老爷子见外宾。因为老人家讲出话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另外呢他讲话头脑特别清晰，有逻辑，有条理，所以在场的翻译都愿意陪他见外宾。
邓朴方：我们陪老爷子打桥牌多一点，打台球也是，我从小就跟着他。家里面有个台球桌，两个红球两个白球的，不是斯诺克也不是撞球，没袋子，算分的。他打得很好。打台球他选择对手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愿意跟打不好的人玩，要找打得好的。
邓榕：老爷子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做得很认真，都要求高水平。
邓朴方：那时候我记得老爷子打台球基本上就找两个人，一个是孙志远，一个是黄敬。因为这两个人打得比较好。打桥牌也愿意找好手，有的时候也跟国家队选手打，男女队都打过。
邓榕：他的记忆力惊人。他的数学计算能力，心算、口算能力极强。经济数字几乎过目不忘，打桥牌也是，特别会算牌。
“他博览群书，通读《列宁全集》，熟读《资治通鉴》，爱读人物传记，但不在书上写一字一句批注。”
小平生前用过的书房，是一间42平方米的房间，镶着实木地板。办公桌、书橱和沙发都被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世纪伟人邓小平》展览借去了。空荡荡的书房只剩下暂时放在地上的半屋书。有《列宁全集》，也有《毛泽东选集》，还有整套的线装《二十四史》。这些书籍都是小平生前翻阅过的，他的子女们翻起来小心翼翼，视若珍宝。邓林拿起一本厚厚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经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邓榕给记者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是1957年8月出版的，定价4元5角5分，已经磨损了。
邓榕：家里这些书每次搬家都带着，包括去江西，宝贝得要命。我父亲没有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除了中国历史书，他还喜欢外国的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还有就是外国古典小说，西方古典名著都看过，喜欢雨果，特别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老爷子爱看地图。出差总带着两本地图册，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他曾打开《康熙字典》指给我看，我名字里的这个榕字，《康熙字典》的解释是榕树“成荫不成材”。
他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本。《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应该叫熟读。他通读《二十四史》，喜欢里面的前唐书和后汉书。老爷子还特别爱看《三国志》。他看书的特点是博览群书，而且爱好非常广泛。政治人物的传记看得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他很注意地看过。还有国内的比如聂荣臻回忆录等。但他自己不写回忆录。
邓朴方：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邓林：“文革”的时候抄我们家，一没有抄出存折，二没有抄出老爷子日记。干干净净，他们想抄的我们家全没有。
邓榕：他这个人就是看宏观、全局，抓要害，小事他不管。
邓朴方：他自己的工作习惯是提纲挈领，抓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些小事也很重要。他讲究分工，该负责的负责。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一定要把年轻人培养起来。
“父亲百年诞辰特别感到伤感，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与父亲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怀念吧，浓浓的，化解不开。”
小平同志告别这个院子已经7年了，邓家兄弟姊妹5家三代至今仍团聚在这里。每逢小平的忌日，母亲卓琳就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遍撒花瓣。按小平同志的心愿，他的稿费，捐赠了教育和科技事业；他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他的角膜，捐给需要光明的病人；他的骨灰，回归大海。留给亲人的，唯有满院子无处不在的记忆。
邓榕：这种怀念的思绪是每天每日，随时随地伴随我们。
邓朴方：时间长了这种伤感慢慢会淡吗？其实没有，特别是这次纪念百年诞辰，特别感到伤感。
邓榕：这种怀念是浓浓的，化解不开的。别人家有些父亲可能比较严肃，没有跟子女那么亲近，工作很忙，偶尔见一见，周末见一见，我们是天天在他身边，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他除了开会出去以外，工作、生活都在这里。我们子女跟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如果问我们生活中有哪一部分能够剥离出来跟父亲没关，我们可以告诉你，没有，不可能。
邓朴方：他沉默，这大家都知道，不怎么说话，耳朵有点聋，好像别人说话他也没什么反应。但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特别细腻，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动作很大的。我这次翻画册，又看到老爷子嗑瓜子的照片，多生动啊，一盘瓜子两杯黄酒。桌上那桌菜是大家共同吃的，这一盘瓜子，那就是他的财产，给这个点儿，给那个点儿，经常还给我一点儿：“胖子，你拿几个瓜子。”我们对面坐着，嗑几颗瓜子，他有时候一两句话，有时候就看你一眼。别看他不说，但是心里什么都有数。
邓榕：饭后给他削一盘水果，他吃两口，然后就往这边一推，说大家吃。给孙子、孙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那就是他可支配的资源。你如果特高兴地吃了，他就感觉很满足，美滋滋的。母亲还给他备了个旧饼干盒，里面给他放上巧克力、饼干、山楂片什么的，孙子孙女一到爷爷这儿来了，他就特高兴地给他们分。又得意又有点“可怜”地说，“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邓朴方：记得有一次，羊羊照相的时候不知是怎么受了委屈，呜呜哭了，这正是爷爷卖好儿的时候，“来来来，到爷爷这儿来，有爷爷保护”，还掏出手绢给孩子擦眼泪。
邓榕：老爷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像她们这些护士，来我们家的时候护校刚毕业，小姑娘，来了以后长了，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生完孩子把孩子都抱我们家来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家老头儿老太太都把她们当自己家里人一样。我们这个院就是个大家庭，不光是我们子女多，亲戚多，工作人员都在这儿，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王海珍：我生孩子的时候，卓秘书（邓办工作人员对卓琳同志的习惯称呼）还去我们家，我根本没想到。因为当时是夏天，天气特别热，我爱人连上衣都没有穿，一开门看是卓秘书，赶紧往屋里跑去穿衣服。让我特别感动，因为那次是刚生完孩子也就3天左右。卓秘书拿着鸡蛋，醪糟，她是云南人，云南人都讲究由娘家人来给姑娘送醪糟，醪糟下奶，所以她给我带了一桶醪糟，还有10斤鸡蛋，代表首长一块看我，还给我孩子送了一身衣服，现在我还留着。
8月22日是邓小平百年诞辰，全家人除了惯常的一同聚餐，切蛋糕，吃面条外，还特别准备以一台音乐会来表达怀念之情。邓楠的女儿眠眠谙熟外国古典音乐，她悉心挑选音乐会的曲目，希望藉3部音乐名篇，映现爷爷波折而顽强的人生、雄健而刚毅的精神。
第一部是李斯特的《前奏曲》，它凸现不断探索、追求、奋斗的人生；第二部是理查·施特劳斯的声乐作品《最后的四首歌》，通过优美的诗句，道出人在晚年对生命的热爱和眷恋；第三部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是一部宏大的交响作品，以“英雄”为主题，吟诵人类永远追寻的崇高境界。
看得出这是全家人的精心筹划。虽然，华章奏鸣并不能冲淡深藏心底的思念，但至少可以抒发他们缅怀的重重心绪。
直到离开，也没见到卓琳。孩子们说，正在卧室里休息的母亲身体尚好，只是年纪大了，行动要格外小心。母亲现在是全家人重点保护的对象，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立誓“砍头也要跟着他”的这位老人，失去伴侣后的心情，难与旁人言道。
临别回望，院子里的“双龙树”还是那么苍劲，树干是相距不远的两株，但到了空中，枝与枝相连，叶与叶相交，已经难分彼此。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下图为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八月十一日摄）。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同志晚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院内的小路和石凳是小平同志散步和休息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5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