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为贸易的贸易战：争夺全球产业分工话语权）
摘要：中美贸易的核心冲突，不是开放市场，不是缩减顺差，是中美争夺未来全球产业分工的话语权。现代经济学理论改变了传统自由贸易的看法，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各项产业扶持，被广泛地运用于战略性产业，因为决策者认为这些产业能够产生技术外溢，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秩序，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错，比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那些掌权的狂人，…其实他们狂妄的思想是来自几年前某位拙劣的作家。…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 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贸易战的核心冲突不是贸易从矛盾、摩擦到争端、“战争”，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核心冲突到底是什么？
是敦促中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吗？不是。
中国是过去20年全球化发展最大受益者，实现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如果美国敦促我们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推动我们在深化改革道路上继续前进。何乐而不为？除了技术细节争议（比如把中国汽车进口关税降低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中美双方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是缩减1000-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吗？不是。
特朗普狮子大开口，从原先缩减1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到现在美国代表团提出在2020年缩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平稳出口，来缩减巨额中美贸易顺差。1000-2000亿美元看起来规模巨大，但只相当于中国2017年进口总规模1.8万亿美元的5.5%-11%而已。
未来三年，中国每年额外增加4%的进口量，就能缩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即使GDP增速可能受影响下降，但增长的“质量更高，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那么中美贸易的核心冲突是什么？
中国制造2025！
贸易手段服务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是，在未来的领先性产业群，谁执牛耳。这不仅仅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序列，更预示经济增长潜力大小。
那么为什么中美双方都要争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龙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政策意图背后的经济学思想。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思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86年，找来一些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在度假胜地罗德岛，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
会后，他把邀请来的经济学发言稿集结成册，出版了《战略性贸易和国际经济》（Strategic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犹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着乔治克鲁尼式的胡子
这份会议期刊重版7次，畅销世界。在引入中文版本后，这份期刊成为许多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指定参考书。在2000-2004年引发国内经济学界大论战，中国到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跨越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涉足其中。
那场经济学大讨论，影响了当时的两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联名连续出版两本产业发展政策专著，《中国产业政策：理念和实践》和《结构转换研究》。这两名作者分别是，刘鹤（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杨伟民（现任中财办副主任）。
战略性贸易理论是相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的。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任何经济体都可以找到相对比较优势，分工生产后开展自由贸易。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己寻找相对竞争优势，扫除一切壁垒，促进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是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每个行业/企业获得的收益都是边际均衡的，没有超额利润。一旦出现超额利润，就会有新进入者，迅速消灭超额利润。
但现代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在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动态创新的影响下，边际规模效用递增，行业市场份额会逐渐集中向少数企业集中。
比如，互联网看似是门槛极低的自由竞争行业，但垄断程度却是所有行业里最高的。中美两个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上，占据八成流量的企业不足5家，而在传统银行业，有超过100家企业分享80%的市场份额。
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传统行业的市场份额集中，一些快速消费品和传统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到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所有产业没有“租金”，产业之间利润均衡。一旦某个产业出现超额利润，就会有更多资本涌入，消灭超额利润。（“租金”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比如，某个产业所获得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
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有一些产业是具有“租金”的，他们不仅能够长期获得超过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而且还具有外部经济性，产生技术外溢，带动其他产业成长。
比如，1980-1990年代的家电产业，1990-2000的集成电路，2000-2010年的半导体芯片，都带动了产业集聚提升，是战略性产业。
为了培育发展这些战略性产业，一国可以提高关税、财政补贴、企业协同、政府扶持，可以向产业内企业明显倾斜，推动产业的跨越成长。
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1960-2000年，日本在四十年内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支持，实施了产业跨越发展。经济学家山村光三对此有深刻的论述，
“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动机，一个全民族的共识：尽快从二战战败耻辱中恢复过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点被认为是重新获得民族骄傲的唯一方法。”
“大藏省（日本财政部）首先贷款给一些最大的银行（13家城市银行），再指导他们把贷款给最大的几家从事创新获得的企业。由于大藏省有权控制整个利率结构，可以规定给大企业的贷款低于均衡利率。”
为了发展具有“新兴产业”，日本允许国内垄断，让产业国内价格长期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让国内消费者补贴企业，促进企业获得更大国际市场份额，获取竞争力。比如1970-1980年代的电视机产业。松下、索尼、三洋、日立、三菱、东芝和夏普，这7家公司垄断日本市场。日本政府允许这7家公司形成价格联盟，甚至帮助他们提高进口家电关税，让日本国内电视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40%。这些企业拿了政府补贴和国内市场收入，向美国倾销低价电视机。
物美价廉的日本彩电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1967年的3%上升到1977年的37%，与此同时美国有21家家电生产商申请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