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18年4月，我国市场主体达到1亿户以上，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近几年随着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新成立的中小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日均新设企业由2012年5000多户增加到2017年的1.66万户。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也会加入到创业队伍，农村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出现，推动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新生业态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难在中小企业数量巨大；难在中小企业有很多独特的经营方式，这些经营方式是否可持续需要时间的证明；难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能体现其信用状况。
我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近些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11~2017年，小型企业的贷款增速一直领先大型企业贷款增速，有些年份领先10个百分点以上（见图1）。2017年第四季度，我国小微企业贷款占贷款余额比重为25.9%，较2015年第一季度上升1.5个百分点。尽管取得进展，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反映出我国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不协调。这既有市场发展的原因，也有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同时还有市场失灵的问题。
需求层面：信用缺失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制约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越来越体现为企业信用缺失带来的障碍。
我国企业融资差异化程度较高，表现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之间存在融资可得性和成本的差异（如表1、表2、表3所示）。一般而言，从正规银行渠道融资看，大型企业融资成本低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资金利差在1.5个百分点左右。从行业看，科技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资金利率要高于传统制造业，利差在1个百分点左右。从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的资金可获得性要好于中西部，成本要低于中西部，成本差可达到2个百分点左右。不同区域的价差与金融供给有一定关系，但融资成本差异更多的是由信用差别造成，体现了不同信用定价。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管理不成熟、不规范，财务、管理信息不透明，抗风险能力较弱，平均寿命较短（2~3年），贷款违约概率较高。如从某国有大行的资产质量看，2015年大型企业不良率为1.48%，微型企业的不良率为6.16%。2016年我国商业银行平均信贷成本为0.37%，而作为专门从事小微信贷业务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信贷成本为0.98%。有些中小企业不重视信用问题，甚至出现恶意“逃废债”，局部地区出现中小企业信用环境恶化的问题。在没有信用评级体系的环境下，好企业可能因为不好的信用环境而支付高额融资成本。不合理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推高了信用定价。
目前，中小企业很少能获得信用贷款，大多需要依靠额外担保才能在银行获得融资，而担保市场良莠不齐，一些担保企业资质差，还会采取各种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被担保企业负担沉重。有的民间担保公司甚至与融资企业串通一气，骗取银行贷款。担保公司没有发挥担保作用，反而延长了企业融资链条，增加了融资成本，恶化了信用环境。
供给层面：未形成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信贷体系
中小企业一般难以满足发行股票、债券的基本条件，在其他股权融资方式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信贷融资支持，而我国还未形成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信贷体系。
我国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型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大型银行的机构设置、审批体制和经营考核以服务大型企业为主，业务人员习惯于做大金额业务，审批权限相对集中，贷款审批和发放程序较复杂，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其二，传统银行融资重资产抵押，中小企业往往缺乏融资所需的抵押资产。其三，对中小企业融资产品较少，多数只能提供1年以下的流动资金贷款，而企业从投资到获益往往需要2~3年时间。其四，一些银行业务人员出于业务考核的目的，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赋予一些额外条件，进一步增加企业财务负担。
从担保和抵押环节看，还存在担保手续复杂、担保费用高、担保机构和担保机构资金实力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问题。现行体制下，抵押登记的有效期一般为1年，而抵押贷款的期限如超过1年，企业每年要进行评估登记，不但增加了企业负担，也增加了银行经营成本。
中小银行理应成为服务中小企业的主力军，但目前还未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近些年来，我国中小银行、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发展迅速，银行机构数增长很快。2010~2016年，农村商业银行从85家增加到1114家，村镇银行从349家增加到1443家，银行业机构总数增加630家（因农村信用社等数量减少，所以新增机构总数并非两者之和）。2017年末，农村商业银行小微贷款余额不到6万亿元，仅占其总资产的25%左右，农村商业银行贷存比为48%，低于大型银行的57%；农村商业银行在小微贷款总量中的占比为26%，低于大型银行的32%（见图2）。相比较而言，一些村镇银行在发放小微贷款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2017年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贷存比达到105%，贷款主要支持所在县域个人和小微企业。
此外，从实际调研了解的数据看，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并不高，地方性法人银行贷款利率稍高，而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成本则最高能达到36%。中小企业在利率成本的基础上，还要承担诸多费用，如手续费、评估费、担保费等，财务负担较重。同时，多数中小企业只能获得短于1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后需要续贷，在新旧贷款接续的空档期，部分企业不得不利用民间借贷等过桥资金来满足融资需求，进一步抬高了资金成本。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发力点
基于中小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价值，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具有特殊的价值，也是我国完善新时代金融体系、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中小企业融资难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造成的，需要配套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第一，推动大型银行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大型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因此，应当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型银行要将服务于中小企业上升至战略层面，但要调整其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对中小企业不能简单地复制大企业服务模式，要针对其融资特点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授权体系和产品体系，据此可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近10年来，我国一些大型银行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数据。如中国银行针对中小企业服务建立了专门的“信贷工厂”，将对中小企业的客户选择、产品设计、贷款审批、贷后管理等环节集中于省级分行或者具有足够业务量的二级分行。授权下放，审批层级减少，服务流程标准化，审批时间由过去的2~3个月缩短到5~7个工作日，风险控制效果明显改善。截至2017年9月，中国银行信贷工厂授信余额3065亿元，客户数4.6万户。针对“双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国银行积极推广投贷联动和“中关村模式”。中国银行通过控股中银富登，由中银富登投资设立村镇银行，专门为县域经济的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目前，设立或收购的村镇银行已达百家，到2017年末，中银富登贷款余额达281亿元，较前一年增长39%。
第二，中小银行应该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主体责任，这也是中小银行竞争优势之所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是我国近些年金融市场的重要特点。中小银行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资本较少，资金实力有限，不具备服务大企业的实力，同时也不适宜跨区域发展。相反，中小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具备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中小银行熟悉各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产业发展特点，管理决策更加接近市场，能够根据地域经济、行业、风险特色，制订更为有效的业务流程和风险管控措施。但是，从目前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情况看，其资产中贷款占比不高，对小微贷款占比也不高，说明它们的业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偏差。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在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52.3%，而城商行为40.2%，2016年农商行贷款在其资产中的占比为35.6%。如果城商行、农商行贷款占比达到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则城商行可增加贷款3.8万亿元，农商行可增加贷款近5.6万亿元。如果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则可以极大地改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格局。
第三，积极探索利用新兴金融科技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效率。金融科技发展为金融机构收集、处理中小企业的信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判断，提供了技术支持。应用新技术，既可降低交易成本，又可提高审批、服务效率。很多互联网公司利用其平台交易数据和场景优势，突破了传统的抵押、担保融资模式，成本低、效率高，充分说明了新技术应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
第四，政府部门应有所作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信息的不透明以及商业担保市场的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失灵的集中反映。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的恰当介入。
针对目前担保市场乱象，政府要开展清理整顿，制定政策予以规范。要研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担保范围，如积极推进应收账款、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权、存货、知识产权、商标权等新兴担保抵押方式的政策落地。政府适当加大国有担保基金的建设力度，有实力的地方政府也应组建地方担保基金，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发展，降低对商业担保公司的依赖。从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向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核心环节是解决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
尽管一些互联网公司依靠其交易平台和场景交易便利，满足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但是，一些公司依靠其信息优势和获客便利，突破牌照管理，形成独特的贷款催收方式，已经成为近年来金融乱象的重要原因。同时，不少公司个性化获取客户信息的方式，已经突破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对社会安全管理带来重大挑战。
要趋利避害，依托现代技术实现信用体系的社会化评定和规范化管理，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突破点。如果我国能够形成对中小企业有效的信息收集、处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可靠的信用评估，就可以推动形成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现代信用融资体系，并能有效解决前述一些重要制衡问题。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贵阳市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各类数据，开发了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信息平台（B2E），推动银行与银联、通信公司、交易所等共建合作平台，搭建中小企业融资对接系统。
如果各地能够将工商、税务、海关及各类企业运作、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建立比较可靠的数据信息，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的中小企业信用共享平台。中小企业信用共享平台的收据收集和使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无论是在各地推进，还是建立全国性的平台，都要有相应的法律、政策保障，如英国专门制订了《2015年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条例》，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值得我国借鉴。
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立不仅可以为银行信用融资提供比较可靠的信息依据，也可以为资本市场各类融资工具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各地应广泛开展诚信价值观教育，树立诚信有价的社会理念，公检法加大保护债权、惩戒“逃废债”和失信行为力度，为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加强监管制度的配套，推动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方面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这一主体职责的落地，如在机构的设立和布局、资本充足要求、贷存比要求、准备金制度等方面作出区分。制定有效措施，支持中小银行紧紧围绕服务好中小企业开展业务创新。
中小企业贷款一般具有较高的不良率，为此要有更可信的风险测定系数。同时，要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保护从业人员工作积极性，制定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陈卫东系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18年第13期，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IMI财经观察”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