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由变化引起,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在于通过计算最优价格达到市场均衡,而在于通过非均衡价格带来的利润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市场过程,使市场参与者在争夺利润的竞争中克服无知。由于知识问题的存在,经济问题不可能简化为计算问题。
历史证明,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偏差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多走很多弯路。时至今日,经济领域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有待澄清。比如,对数据和计算的迷恋使一些人常常混淆经济问题与计算问题。在理论上,由于数学方法的滥用,经济学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工程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其研究人类行为的初衷。在实践中,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掌控市场的信心,有的企业家甚至认为大数据技术能让计划经济变得可行。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经济问题的本质,区分经济问题与计算问题,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经济规律,避免“致命的自负”重蹈历史悲剧。
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均衡理论通过知识完备等一组严格的假设条件,用数学形式构建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完美模型。经过一系列计算,完全竞争状态所需的最优价格体系得到确定,生产者的边际转换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趋于相等,市场得以有效运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哈耶克的知识论是20世纪20至40年代“计划”和“市场”大论战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这里的“知识”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识含义宽泛得多,不仅包括科学或技术领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分散于市场各个角落,有助于市场参与者进行决策的“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不仅是各种数据、信息,而且是“由一种探明特定情势的能力构成的”,为不同人在不同时空所掌握的技能。这些知识高度分散,以不全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帮助人们做出经济决策。这些知识从未以集中或整体形式存在,也不可能全部以数据形式汇总给某一机构。经济问题不是给定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更不是机械地通过联立方程求解最优价格的计算问题,而是如何发现和利用知识,使经济行为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以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
知识分散导致每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市场参与者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无知,因此最初他们的行动并不协调,经济系统处于经常性的非均衡状态。但正是这种非均衡状态产生的非均衡价格蕴含了利润机会,对机警的企业家产生激励。企业家为抓住利润机会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知识被不断地发现和传递,企业家根据新的知识不断修正自己的计划,逐渐实现市场协调和趋于均衡。市场瞬息万变,一个均衡尚未实现就被新的均衡化过程打断,新一轮市场过程开始。现实中有不计其数的商品和交易,每种商品的生产、每次交易都构成了一个市场过程,无数个市场过程的变化、叠加构成了真实的市场运行,引发经济问题。均衡理论把完全知识作为假设条件,一开始就回避了知识问题,把复杂的人类行为简化为机械的数学计算,把动态的经济问题错误地引向静态的计算问题。
市场经济不排斥“计划”。从微观看,每个企业都是在价格引导下小心翼翼地进行经济计算,在内部通过计划组织生产。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某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制订,还是由企业分散独立制订?高度分散、不断变化的知识不可能整体地赋予任何人或机构。数据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很多知识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只能由行为主体去默默体会和使用,不能通过某些储藏信息的物质手段(如统计资料、计算机、互联网等)来获得。大数据技术能帮助决策者收集海量信息,但无法改变知识的性质,也无法汇总全部知识。市场过程由无数参与者基于自身利益自发推动,充满着生生不息的企业家精神。这一过程计划当局无法通过数据分析和计算来替代或模拟。
因此,价格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有效制度,竞争的意义在于这是个发现和利用知识的过程。经济问题由变化引起,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在于通过计算最优价格达到市场均衡,而在于通过非均衡价格带来的利润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市场过程,使市场参与者在争夺利润的竞争中克服无知。由于知识问题的存在,经济问题不可能简化为计算问题。
事实上,在1920年米塞斯提出计划取消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企业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这一问题后,迷恋计划者就设计了多个版本的“数学解决方案”,他们觉得把均衡模型强加于社会是有可能的,这一技术问题会随着数据和计算技术的改进而解决。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把经济问题视为计算问题,各种数学方案都是建立在了知识完备这一错误前提下。大数据技术为企业制订计划、组织生产提供了更多依据,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现和利用知识,但依然无法克服计划的固有弊端。知识的发现和利用不可能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中计划和数据计算来实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享受到的繁荣和福祉是来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硕果。面对新的经济问题,更不可因为技术进步而沾沾自喜,再度产生凌驾于市场之上的自负。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尊重市场、遵循规律,坚持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