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出土文物拼图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距今4300年至5300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是它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城分三重，占地630多公顷，被誉为“中华第一城”；2015年发现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出土的诸多精美玉器，是中国玉文化史前高峰的遗产，也见证了阶层分化；埋藏地下、储量可观的炭化稻米，印证了兴旺的稻作农业，和手工业遗存共同成为社会分工复杂化的写照。
2019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中国申报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它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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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拼图
1959年秋季，对二里头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正式开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掘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都邑格局和作坊遗迹，出土文物万余件，成为寻找夏代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2004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座东墙长300余米、北墙残长约250米、西墙和南墙分别残长100余米的宫城，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虽然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色彩绚丽、纹饰精美，得益于技术先进的官营手工业作坊。考古人员在宫城遗址南部发现了近2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坊，陶窑、坩埚、铜矿石、木炭、陶范等一应俱全。
一件长64.5厘米的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条龙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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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出土文物拼图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襄汾县陶寺乡，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考古发现，这里有一处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距今4300年前至3900年前。在这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2005年至2007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发掘出宫殿建筑基址，在海内外考古界引起轰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初步得出的结论，陶寺观象台形成于约4100年前，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陶寺遗址发掘者认为，陶寺王墓、宫城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以及最早出现的“铜器群”，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有明显传承关系，是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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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拼图
三星堆最早被人们发现是1929年，但真正让人知晓是上世纪80年代：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叹为观止，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时期已进入“古城、古国、古文明”阶段，“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后来成了学术界共识。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大气恢弘、内涵丰富的古蜀王国杰出“作品”，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为长江上游文明中心的三星堆，目前已发掘的面积仅为千分之一左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重启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进一步揭示三星堆神秘古国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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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出土文物拼图
集王后、将军、祭司、母亲于一身，1.6吨青铜器随葬。妇好——这位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将3000多年前商代王室生活图景展现给今人。
妇好，是我国通过考古认识的年代最早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是甲骨文记载和出土文物相印证的第一人。妇好墓的发现，提供了解开商王朝历史的多把钥匙。
1976年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妇好墓，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土海贝等精美文物1928件，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不仅完善了商代后期出土文物的年代学判定标准，而且全面反映了商代后期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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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拼图
首次发现的两套完整的“情侣款”金缕玉衣；体现古人智慧和超前环保意识的长信宫灯，汉代成套的行酒具……这些都出自于2100多年前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的墓葬。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墓葬时使用的殓服，刘胜与窦绾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外观与人体形状一样，均由玉片组成，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
出土于窦绾墓的长信宫灯是汉代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外形犹如执灯曼舞之宫女，宫女呈跪坐服侍之姿态，灯盘可转动，灯罩可开合，能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和照射方向。烛火的烟可以通过宫女右臂进入体内，使烟尘附着于内壁以保持室内的清洁，体现了古人超前的环保意识。
满城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如行酒令用的骰子和钱。最具代表的错金银镶嵌铜骰，共18个面，其中16面标有“一”到“十六”数字，另两面为“酒来”和“骄”字，骰子表面用金丝、绿松石、红玛瑙镶嵌出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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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地宫文物拼图
1987年，随着法门寺封存1113年的唐代地宫大门被重新开启，4枚佛指舍利，以及消失千年的秘色瓷、来自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等2000多件唐代宫廷文物重见天日，佛教文化、宫廷文化、异域文化交织相融的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据统计，除佛骨外，法门寺地宫还出土了以下文物：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瓷器17件，珠宝等400件(颗)，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件19项，丝织品及衣物700多件，以及数万枚铜钱。在地宫甬道内发现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详细地记录了封存物品的名称、物主、规格、材质等。
得益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文物，近年来我国在茶文化、香文化、秘色瓷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其中，秘色瓷的出土破解了我国陶瓷史上的千古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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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拼图
2011年3月，汉废帝刘贺的安息之地被盗墓贼打出了一个14米深的盗洞，抢救性发掘由此展开，揭开了两千年前汉代侯国的神秘面纱。令人欣喜的是，盗墓贼并没有得手，墓园中出土了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纺织品和竹简等各类珍贵文物一万余件，其中，尤以数量惊人的“金器堆”轰动一时，被称为“黄金大墓”。经过8年时间的考古发掘，专家认为，海昏侯国系列遗存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海昏侯墓考古还创下秦汉考古史上的多个第一：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车马陪葬坑；发现我国最早的孔子像；发现我国古代最早的中药炮制品实物。5200余枚出土简牍中的多重惊喜，包括：保存有“智（知）道”篇题的海昏简本《论语》，是在汉魏时期就已失传的《齐论语》；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首次发现了“六博”棋的行棋口诀，有助于研究汉代的社会风尚；“养生”书提供了失传已久的“容成阴道”类书的可能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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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拼图
1974年，秦陵兵马俑重见天日，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震撼世界的同时，也陆续解开诸多历史密码。这个秦始皇地下军阵自发现以来，承载与见证了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进步，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参与者。
40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铺开，在秦始皇陵区发现了各类陪葬坑、陪葬墓等600余处，出土了包括秦兵马俑在内的珍贵文物6万余件。尽管这只是秦陵极少的一部分，但专家从中获取的历史信息令人惊叹。
这些身高八尺左右的“彪形大汉”千人千面、造型逼真。这些体型高大、造型精致的兵马俑是怎样制作的，是考古工作者多年来考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兵马俑的塑型及细部雕刻集传统泥塑技法之大成，并经过能工巧匠的创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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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拼图
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这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1978年3月，以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为队长的考古队开始实地勘察。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包括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
曾侯乙编钟共有65件，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全套编钟总重量2.5吨。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出土数量最多、最完整、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青铜编钟。
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除了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还出土了编磬、琴、瑟、排箫、竹箎等共九种125件乐器。
随之而来，关于史料中鲜有记载的、曾侯乙的故乡“曾国”也再次进入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的视野，“曾国之谜”得以层层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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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I号”文物拼图
“南海I号”，是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宋代古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川岛海域，2007年实施整体打捞入驻位于广东省阳江市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4年开始大规模保护发掘工作。
“南海I号”木船体残长约22.1米，船体保存最大船宽约9.35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最新的考古发掘显示，“南海I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件，包括各类金、银、铜、铅、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此外，船舱内还发现了咸鸭蛋等特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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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礁一号”文物拼图
1996年，南海琼海潭门的一位老渔民在捕捞作业时，偶然发现了一艘千年沉船，水下考古工作者以地理位置为其命名——“华光礁Ⅰ号”。这是我国在西沙群岛的远海地区发现的第一艘古船。此后13年里，511块被海水浸泡了800余年的木质船板，被水下考古队员逐一托出水面。这艘宋代的远洋航船，经过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已是满目疮痍，但抢救下来的三分之一船体，仍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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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沉银遗址文物拼图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经过2016年至2018年两期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不仅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在内水区域采用围堰技术发掘，还运用了大量当代科技手段探测，是我国水下考古发展史中重要的实践。
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工作2017年4月12日结束。目前已发掘2万余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余件，其中“金册银册数以十计，金币银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千计、银器数以万计”，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2018年4月20日，2017~2018年度水下考古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出水明代蜀王金宝，据明史记载，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世子承袭王位，止授金册，传用金宝，也就是说每个藩王府只有唯一一枚金宝；首次挖出“三眼火铳”以及刀矛箭镞等大量兵器，确认了江口为明代古战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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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沉舰水下考古成果拼图
2016年10月，“丹东一号”沉舰（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结束，共发现（提取）文物计200余件，多为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用品及武器配件，其中包括盘心有“致远”二字的餐盘、铜加特林机枪、57毫米哈乞开司炮的肩托和炮弹壳，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物镜上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的英文名字。大副是致远舰上官职仅次于舰长邓世昌的重要人物。这也成为证实沉船身份的又一有利物证。
2018年9月25日，在辽宁大连庄河老人石附近海域，“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圆满收官。“经远舰”对于近代史、海军发展史、世界海战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考古队员在海床面以下5米处发现悬挂于舰舷外壁的木质髹金“經遠”舰名字牌，确证沉舰为“经远舰”。
2019年9月2日，“威海湾一号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划定论证会”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举行。经专家论证，历经两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现已基本确认清代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的沉灭位置，并出水一批沉舰遗物，这是2014年以来北洋甲午沉舰系列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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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策划：虞鹰 制图：虞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