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长河看，社会主义还是很年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只有三十岁出头。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进展顺利，取得许多成功经验。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强调学苏联，并不完全成功，症结是有些做法脱离中国的实际，也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后注意“走自己的路”，取得巨大成功，也发生过严重的错误，后者由于主要领导人违背了他本人的一贯思想，在胜利面前日渐骄傲，不适当地求快求纯，导致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加以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忽视甚至压制正确意见，最后竟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局性大错误。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善于总结经验，勇于接受教训。从来不犯错误的个人、政党是没有的，关键在于对所犯错误持何态度。新中国三十几岁终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康庄大道，邓小平对此有盖世之功。其伟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怎么说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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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北平一片兴奋、欢欣。“老北平”说，男女老少比日本投降的时候还要高兴。据我亲身体验，市民的高兴劲超过解放军入城的1949年2月初。平素不大关心时事的市民也抢着看报。国民党三大主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烟消云散。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覆灭。周恩来宣布：“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踵而来。
在全国解放前夕，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参加的单位45个，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代表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人士以及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前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9年前发生鸦片战争，28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义无反顾，就是要争这一天。难怪几位白发老翁频频拭泪。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成为《人民日报》的头号新闻，空前提高了广大市民对于政治的关心。
《人民日报》全体职工精神亢奋。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人员，欣逢旷古盛事，当然全力以赴。编委会要求有关报道要“及时，准确，集中，突出”，对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都作了周密安排。我个人要进行被同仁艳羡的“重头”采访，又要照顾其他记者的工作，劲鼓得不能再足，嘴上不说，心里总想着如何胜过其他报纸，至少不能落于人后。首先把外地采访的记者大部调回北平。凡是可以临时抽调的编辑临时调出，又聘请少数社外人员参加“客串”，如此集中24人，采写事后证明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代表访问记。还是运用根据地习惯的手工业方式，谁采访谁，访问什么，事先都作了相当周密的事后看来相当死板的研究，这对不善于机动处置的记者可能有帮助，对多数人肯定是限制。但总的说来，这部分工作是必要的。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有些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长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像华侨代表司徒美堂，旅居美洲69年，辛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战期间组织筹饷局，募集现金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但是，不必说解放区群众，就是蒋管区居民也不大了解这位当年已经83岁的华侨爱国人士。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抗战期间舍生忘死掩护、照料八路军伤病员，在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其他根据地人民也比较熟悉，但新解放区、蒋管区人们就相当生疏。也有一些国人瞩目的人物，像傅作义将军，几个月前还是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战争的方面军统帅，被我们定为战争罪犯，几个月后成为人民政协的特邀代表。他过去的政治情况，他怎样看自己的过去，他的近况如何，有何政见，大家都十分关心。由于访问对象选择得当，本人又愿意谈，访问记深受读者欢迎。9月22日刊登人民政协开幕新闻，同日刊登代表访问记，配合也很紧密。
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下了“倾盆大雨”，对开六版，全是人民政协开幕新闻、评论、文章、访问记和照片。但是，日报成了晚报。很长一个时间，我们的报纸不能按时出版，越有大事读者越想早看报纸时出版越晚，读者对此积有烦言。22日报纸最重要，出版也最晚。从早晨到中午，催问者电话不断，不少人对报社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提出严重抗议。其实，这天报纸有可能出版晚，全体人员特别是编辑部人员是有预见并想方设法尽力防止的。但是纰漏不出在编辑部门而出在印刷部门的整版照片。当时技术水平之低令今人难以想像，可《人民日报》的制版技术在北平还算最好的。
我有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入勤政殿采访，为众多同仁难以企望。我知道领导给我这些条件，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能力强、经验多，主要因为我在中央党报工作，忝为首席记者，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也自许绝对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新华社记者包了公报性新闻，我决心每天写一篇特写，一篇一主题，事、情并重，随着会议的进程而发展，希望最后汇集起来成为会议的历史记录。一天写一篇特写，今天的记者看来不足挂齿，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记者这个环节就不易写出，编辑又加工需时，排印这一关更得留足时间。所幸自定的数量完成了，质量恐怕离上乘甚远，读者认为及格就不错了。
参加这种采访本来就如临渊履冰，冲劲虽在，底气不足，到了怀仁堂，好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在根据地当过记者，面对的多是硝烟弹雨，接触的多是战士、农民。进城几个月，访问的也多是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现在到的地方没有到过，要写的人、事没有接触过。主观上虽然十分谨慎，偏偏在第一天就出了岔子。我在第一篇特写提到新华门、怀仁堂，被一位保密观念特别强的宣传部门负责人抓住了，他认为“严重泄密”，正式向大会宣传组负责人宦乡提出：“这个同志是否适宜参加这种报道值得考虑。”如果在这之前，我一定先作一个检讨，再考虑是否以及如何申述我的意见。当时我还有一点“初生之犊”的犟劲，又面临不能继续工作的威胁，只能据理力争，就不顾一切地对宦乡说：“我认为根本谈不到泄密问题。开人民政协，这是大好事，无法保密，也无须保密。北平只有怀仁堂能开上千人的会，北平最好的汽车在新华门进进出出，能够保密？”我甚至说：“我在特写里写了新华门、怀仁堂，我觉得没有什么错误。新闻里如果不写，我看是个不足。我们应该千方百计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看来宦乡同意我的意见，只是说：“保密问题以后要多加注意。”了却了这场“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