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景鸿
黄清平
李少琨
香港夜景
《新闻调查》——《归去来兮》
总制片人:梁建增 孙克文 马赤后
制片人:张 洁
编导:杜晓静
摄像:李 季
录音:刘 昶
选题策划:长 江
解说:姚宇军
非线编辑:吕 钢
统筹:张海华
播出主管:孙金岭
责编:郑 刚 王琦冰
制作主管:张步兵
合成:吕 钢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总监制:孙冰川
被采访人:
李少琨
邵婉怡 李少琨的妻子
黄清平
林惠萍 黄清平的妻子
关景鸿 景鸿移民顾问公司 董事长 博士
黄绍伦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
余文杰
第一部分
演播室:对于香港人来说,移民这个词是个常用词,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移民流入地,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大陆移民构成了香港人口的主体。但八十年代中期,从中英谈判定下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表开始近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却达到了向外移民的历史最高峰,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申请他国的居民身份。香港回归十年后,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移民又纷纷回到香港定居。这一走一回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调查》走近香港移民。
解说: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人口移入移出向来都是一件普遍而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归前的十几年里,移出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以至于形成了一次移民潮。在这次移民潮中,有相当数量的中老年人是早期最积极的人群。
这是香港李先生夫妇的家,他们夫妻俩的父母在回归前各自带领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记者: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邵婉怡:1993年。
记者:你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考虑出去吗?
邵婉怡:最主要是担心不知道香港交还给中国之后情况会怎么样?
记者:当时主要是担心什么呢?
邵婉怡:因为他们是大陆来的,他们听过以前人讲过一些,再加上他们自己可能亲身的经历。
解说:历史上,大规模移民到香港的时期有三次,其中一次便是在抗战后到解放前后。许多大的资本家、小工商业主、地主由中国内地迁往香港定居。李先生的祖辈是福建一带的大地主,他的父辈就是在那时候来到香港的。
李少琨:可能他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
记者:你揣摩你父亲对“九七”他老人家当时心里是怕,是吗?
李少琨:我觉得他当时都是很怕。担心香港会变成他们小时候那个时期。
解说:年幼时的经历,成了李先生父亲难以磨灭的伤疤,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来香港的人有100万之多,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儿孙满堂的老人了。
记者:香港其他的人家这么多人,他们也都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吗,害怕“九七”?
李少琨:有的有的,所以八几年到九几年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去移民,去另外一个地方。
解说:1993年,李先生的父母和五个孩子一起,移民加拿大。和很多老人的心态一样,他们对回归后的香港不放心,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孩子的将来。
邵婉怡:如果真的“九七”之后有很大的变化,最起码我们有一条路可以留在那边。
李少琨:每个都想买个保险、买个保障,再去拿一本外国的护照回来,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返回去。
解说:为了儿女移民其实在香港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很普遍,只不过,那个时候多数家庭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认为有国外的受教育背景,将来的前途会有保障。
香港的移民热到了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几乎每个香港人的周围都有人离开香港,于是,后期移民者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余先生夫妇是回归前夕申请移民的,他们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年轻人移民的动机。
记者: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余文杰:可以讲是一种羊群心态。
记者:什么是羊群心理?
余文杰:因为环顾周边,我的朋友啦、同事啦、同学啦,只要他们有一点能力的,经济状况好的,好几个都有申请居英权啊,或者移民加拿大、美国、澳洲。我环顾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跟他们吃饭、聚会、聊天的时候,各个都说我要申请了,你什么时候申请啊?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去考虑啊,在1996 1997年这两年,听到好多好多这样的声音,不断在我们周边升起,所以就是基于这个羊群心态,所以我们就去试一试了。
记者:受别人的影响了?
余文杰:对了,对了。
解说:余先生在移民前曾经是一家日本银行的中层雇员,余太太也有另一家外企的中层职位,他们家庭年薪50万以上,在香港算得上富足的中产阶层。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他们拥有两套房产。
余文杰:回想起我以前的那帮朋友,只要有一套楼房或者一定的资产,工作方面又存到了一定的钱,我身边的90%的人都走了,90%都走了。
记者:能有这么高的比例?
余文杰:有啊,有啊,有啊,除非不可以走的那些。
记者:没有走的一部分人是他确实没有经济能力去移民,是吗?
余文杰:可以这么讲。
解说:香港人的心态在九七前异常脆弱,有人形容,“打一个喷嚏都会有人离开”。任何一个小的政治新闻都可能引起市民的不安,198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意外摔倒也被香港人看作不详之兆。而一家美国著名杂志推断“香港已死”,更是让香港人觉得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