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送走毛坦厂最后一批高考生 他们也“毕业”了）
原标题：送走毛坦厂最后一批高考生，他们也“毕业”了
7月5日，毛坦厂中学最后一批高考生赴考场，家长们在校门口送别。汪鵬翀 图
进入7月后，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深山中的毛坦厂镇接连下了两天雨。3日，天气突然放晴，大大小小的车辆出现在镇上，造成街道堵塞，喇叭声此起彼伏。这天开始，毛坦厂中学1.3万余高三学生陆续离校参加高考，车从各地涌来接人，其中不乏外省车牌。
“毕业”不仅仅属于这些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也属于那些离开故乡来毛坦厂陪读的家长。以年计算的陪读生活，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陪读爸爸刘鸿（化名）认为，和孩子租住在同一间屋子内，“一处处一年或几年”，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一种历练。”他说，这个过程中，家长要学习如何理解孩子、表达爱意，以及在漫长且枯燥的陪读生活中，“如何自处”。
因疫情影响，送考活动被叫停，有家长简单制作了标语给考生打气 。汪鵬翀 图
张钰是毛坦厂镇一支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队伍里一些高三陪读妈妈即将离开，她计划在高考结束后，解散微信群。而她则开始自己陪读生活的第六个年头。“铁打的毛坦厂，流水的兵。”张钰说，今年9月，又会有数以千计的陪读妈妈来到这里，届时微信群将再次组建起来，“欢迎新人”。
广场上的“尬舞队”
谈及深山乡镇，人们多会联想到“封闭、落后”——但毛坦厂镇是个例外。2005年起，当地毛坦厂中学本科上线率一直维持在80%以上，这使它与衡水中学、黄冈中学齐名。每年夏天，近万高考复读生来此备战，随之而来的是陪读家长与高考经济。
在毛坦厂镇，校园铃声支配着全镇所有人的安排。何时起床、何时买菜、何时做饭、何时拉灯睡觉，以及什么时候应最大程度地保持安静，都“以孩子的需求为准”。12点半以后，家长们多会坐在屋外打盹儿，以保证屋内孩子的午休不被打扰。即便是同一栋楼里的两名母亲相互交谈，也一定是耳朵凑着耳朵。
完整的一天中，属于家长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半钟头。晚上六点钟后，家长们从小镇各处角落中涌出，走进美发店、旗袍店，到新修的公园散步，或聚集在远离校园的广场，融入到广场舞队伍中。
此时，毛坦厂呈现出与其深山小镇身份不相符的“热闹”：数以百计的陪读家长分成了几拨，有人跳流行的“鬼步舞”，有人跳需两人合作的“水兵舞”，更多的人则跳健身操，不同风格的配乐混在一起。
一支广场舞队伍合影留念，送别即将离开毛坦厂的“队友”。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人航拍了陪读家长们的跳舞场景，标题是“毛坦厂陪读妈妈尬舞队”。45岁的张钰所在的群体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小部分人之一。她身上有多个“标签”，农妇、有五年陪读“生涯”的妈妈、小镇第一批“月嫂证”获得者，以及毛坦厂镇“人数最多广场舞团队的教练”。
她的健身舞简单易学，能够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家长。每当夜幕降临，在她身后，往往会站着上百人，音乐声响起，众人盯着她的动作，随着摆动身体，直至音乐声止、衣服被汗湿透。
2015年，女儿考入毛坦厂中学就读高一，张钰随之前来陪读。刚来毛坦厂时，日子单调得“可怕”。早上五点过起床给孩子做饭，上午收拾家务、外出买菜，接着回家做午饭。最难熬的“漫长下午”，则和其他陪读家长聊天打发。
晚上，她跑到广场上看人跳舞，“非常流行的，很多‘队伍’都在跳，我就跟着她们后面学。”这样过了一年，领舞的“陪读妈妈”离开小镇，为了不让队伍解散，张钰自己花钱买了一个大音响，担任起“领舞”的角色。
“跳舞培养了我的乐观性格。”张钰相信，跳舞同样能给其他陪读家长带来改变。当她拖着音箱出现在广场时，队友多会开玩笑地叫她一声“老师、教练”。“大家都说我跳舞有劲，我要有一天晚上不去（领舞），他们就说（跳着）没劲了。”张钰称未曾想到自己也会有做“老师”的一天。
在广场上，刘鸿（化名）和妻子组织的“水兵舞”队伍或许最受关注。妈妈们身着样式、颜色一致的紧身裙，跟随音乐节拍跳舞，动作干净利索，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刘鸿称，这支队伍是他从自己“师父”——一位来自安徽淮北的陪读妈妈手中接过来的。
“镇上最早学水兵舞的人，都算是她‘徒弟’。因孩子毕业了，她离开毛坦厂，走前将舞队托付给我，说‘一定要撑下来，不能把队伍搞散了。”刘鸿称，旁人看来，这只是广场舞，但对“师父”而言，这是几年陪读生活的“寄托”。
对于加入舞蹈队的人，刘鸿和妻子都是“手把手地教”。因年龄相对小些，他一般称呼舞蹈队的陪读妈妈们为“大姐”。能够为大家提供锻炼身体的平台，刘鸿颇为自豪。
“哥哥姐姐们因为跳舞，身体变得挺拔，走路也有气质。”刘鸿开玩笑说，总有一种“走在路上被人欣赏舍不得动”的自豪感，“除了照顾孩子，大家也找到了在这里生活的其他意义。不少陪读妈妈离开毛坦厂，把水兵舞带回去，自己带团队。”
一位陪读妈妈在学校门口录最后一条视频。
“再多的烦恼也要忘掉”
毛坦厂镇没有可供年轻人娱乐的网吧、滑冰场、台球厅与KTV，遍布大街小巷的多是各类全托半托机构或辅导机构，以及制衣作坊。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平民家庭对“鱼跃龙门”的渴望。
一名制衣作坊老板称，镇上制衣工多是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因经济压力大，不得不在照顾孩子之余，从事兼职贴补家用。而他自己原本在老家开有制衣厂，儿子来毛坦厂中学读书后，他们“举家迁来”，在镇上租了两个门面继续制衣事业。“这边租金贵，挣钱本就不多，今年疫情，又耽搁了两个月。”但他实属无奈，“儿子调皮，得来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