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主讲嘉宾：李昌平
主题：从贫困的原因看中国未来政治的方向
主办机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主持人：各位读者，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请来了李昌平先生给我们做演讲。李昌平先生我就不用多介绍了，给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由此，李昌平先生成为一个很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在李昌平先生演讲之前，我们以中山图书馆的名义，献给李昌平先生两句话——表示我们对他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勇气的钦佩！
这是取自《尚书》的两个句子：“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谢谢！
李昌平：非常感谢中山图书馆，还有社科联、《南方都市报》、《中国改革》杂志给我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在讲之前，说一些题外的话：第一，我跟前面那么多教授比起来，我是一个实践工作者，所以我没有多少理论、也没有多少知识，我所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曾经生活的感受，可能会使很多人失望；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主要与贫困有关系，或者说我讲的角度主要是从穷人的角度，或者是比较落后地区的角度看问题，在广东这个地方尤其是富人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我之所以这样声明一点，说是站在穷人的角度讲问题，我觉得每一个群体都应该有发言的人，他能够公开的说我能够站在某人的，某个群体的角度讲问题，那是正常的，如果有人说我是代表所有人的，那是骗人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从贫困的角度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讲两个小故事，是我在西南、西北这些地方扶贫过程中见到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我在贵州，那儿有一个乡，人均的纯收入是700块钱以下，但是那个乡有煤矿、锡矿、铅矿，开矿的人是四川、云南的老板，有这么多的矿源源不断的拉出去，但是每年给这个乡的税收不到50万块钱，但是来来往往要修路，每年用于维修公路的费用不少于150万，矿藏开采了，资源没有了，环境也被破坏了。在那个地方开矿是没有保护的，一个男人在矿上干一天8块钱，只能干3个月，但是很多人还是在干，从这个矿上跑到那个矿上去干。问他们知不知道有毒，他们说知道，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告诉你，宁可累死，也不能饿死，那个环境的人没有太多的选择。我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在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个地方的原始森林是90年代以来砍的，砍过的树是国家的，没有任何补偿的，没有了树，以前那里人们靠游牧生活变成了靠农耕生活，出现了很多梯田，由于他们处于上游，现在要封山育林，中央要退耕还林，这是个什么政策呢？就是一人一年300斤粮食，梯田要种上树。我不知道5年以后，8年以后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活？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比如说，在北京的时候，说我们要保护动物的权利，但是你面临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么多人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怎么样？我辛辛苦苦造了那么多梯田，你一句话，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下讲扶贫都觉得是假情假义，面对那些人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羞愧。贵州的边界地区，如果按人均的GDP来计算的话，那个乡里面的GDP已经超过1万，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不到700块钱，那是什么GDP呢？垃圾GDP！整个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的老百姓没有相关性，相反的环境被破坏了，资源没有了，身体受到了破坏，水土也流失了，那个地方的资源转变成了我们极少数人的资本，所以发展与穷人没有关系，创造的GDP与99％的人没有关系，或者说有害。所以我们看发展的时候，不看到那些人的存在，就是很血腥的。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往往谈贫困，说贫困就是穷人素质低、愚昧、肮脏、懒惰、喝酒等等，往往是一些理由，可是当你在贫困地区走，你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通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发现贫困与制度有关，与我们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有关系。
下面我就讲讲制度与贫困的关系，我说的第一个制度是产权制度。国家有一句话，说资源是国家的，就是说你那个地方的人，与你那个地方的资源没有关系。那国家是谁的？国有是谁有呢？所有权的审批、开发矿产资源的人，他们就是国家，谁有权力开发那些矿产资源呢？他们认为谁有权就是谁，那与当地的老百姓，与我们全国的老百姓，既然资源是国有的，与当地的人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没有关系！也许有人会说，税收你可以分享啊！拉了十车，收了你一车的税，可能白天拉了是征税的，晚上呢？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纳闷，白天人这么少，到了晚上就开始热闹了。原来晚上拉矿是不收税的。税收征多少，也是极少数人说了算，跟99％的人没有关系，即使缴了税，这99％的人如何去分享这些税收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分享。所以我们所说的产权是国有的，国有的就是极少数个人的，所以显然这种产权制度设计是不合理的。本来是属于穷人自己的产权，为什么打着国有的名义去侵占？并且还是制度规定的，比方说，电站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属于谁呢？——国家电力总公司；电话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产权是谁的呢？——电信总公司；学校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产权是谁的呢？——所有的学校、老师都由政府统管，与农民没有关系；很多地方的公路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损坏了还要农民去修，收费谁收呢？——国家收；农民集资修建起来的桥梁、办的很多工厂，到了今天，产权是谁的呢？与农民没有关系。那么既然农民投资了，为什么生意这么好，电力总公司的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拿几千，几万，为什么农民不能分享产权的收益呢？白搭了，所以农民当然穷。再比方说，我们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办起了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这些加工厂不许农民经营了，由国家专营，农民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工厂就“哗啦哗啦”地跨下去了，一跨下去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损失，谁来赔呢？谁也不赔！80年代后期，供销社垮台了，化肥、农药等等都是我们农民自己经营，到了90年代，北京一嘀咕，说供销社要重新专营，农民办起来的相关企业跨了下去，他向银行贷款了，他要还钱，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不知道去年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大家有没有看，其中有一个村的书记，为了还村里面办企业的债，累死了自己的儿子。产权制度的设立，就规定了农民必然比其他的群体要贫困。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制度，财政制度。农村在变，变化是哪儿来的？是农民自己投资的；城市在变，变化是从哪儿来的？是国家投资的！农村的学校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老师的工资是由农民开的，而城市的学校是国家建的，老师的工资是财政发的；农村的公路，农村的电力，基本建设都是农民自己投资建起来的，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的，既然都是国家的公民，为什么农民、农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需要农民自己来投资呢？并且产权还不属于他们！我们说中国的财政并不是全民的财政，只是少数人的财政！
（鼓掌）
其实，在农村，农民真的很苦。有一个村，海拔3000米，农民要办电怎么办？一根电缆要抬到半山腰，就要台两天，电是这样办起来的。要办电，不知道累死了多少马，还死了人，并且工钱是一分钱也没有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