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凭什么张玉环被放出来？”他还时不时会收到讽刺信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连带人品一起骂，“张医生，你帮张玉环的官司能分多少钱？”“你无利不起早！”
连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清晨六点半醒来，简单锻炼后吃点面条或鸡蛋，再骑个8分钟的自行车，前往一家私人医院门诊部开始每日工作。每个月，张幼玲都会一次攒够6天假期，乘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岁的母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得他操心，一颗电灯坏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好再拿回去。
张幼玲今年65岁，2014年来到武汉工作，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他偶尔听闻张玉环家的变故：妻子宋小女与张玉环分开后前往福建打工，两个就读于林场小学的儿子时不时会被欺负，但“杀人犯的孩子谁会在意呢，那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两个小孩不能无缘无故地死了，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把张玉环抓住了认定他是凶手，我们全村，包括我在内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的压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枪毙？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跑到我家来玩，又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的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事，但是苦于没有出路，不知道找谁来问。
第四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骑车在张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两点，非常热，水都烫脚，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江西电视台钟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钟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做法制报道的曹映兰记者，通过曹记者，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尚满庆律师。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赶过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时候律师也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还有可能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和家属要坚持下去。
进入8月后，找他电话采访的记者颇多，他在台历上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陈年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不可能吧，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人，1969年我从林场下放到张家村种田，1972年又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做医生，对村里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爬起来骑个自行车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