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5日是先父李新百年冥诞，他的门生故旧相约合作出版一本纪念文集，高谊可感。著名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赐函约稿，敢不从命。
一
一个世纪前，父亲出生在四川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据族谱记载，这一支李姓最早属于陇西李氏，北宋时迁华北，南宋时下湖南郴州，明末张献忠入四川，杀戮极重，故有清初“湖广填四川”，先祖因此移居荣昌。
父亲幼年失怙，家道中落，然而读书优秀，靠宗族祠堂资助读完初中，考入川东师范。他十七岁参加一二九运动，任重庆学联主席，次年被学校开除。自此父亲先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旋即纠集同学七人步行去延安。
父亲前半生的行迹，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里有相当详细的记述，后半生的事功，他的学生和旧部比我清楚得多。作为后人，我能写的更多是私人的回忆，出自血缘关系的视角、感受与理解，别有不可替代之处，只是作者须格外注意不因感情而溢美。
父亲转身学术实属半路出家，由于主编了几部大型通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遂于当代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不过，父亲虽然没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一直好学，晚年尤多省思。我青年时也曾是习史之人，由于时代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在观念和方法上和父亲颇有抵牾。比如我对集体撰史一直有所保留，更倾向于个人书写历史，历史书写个人。但另一方面，我对父亲的历史观还是认同的。他经历的岁月里，由于政治运动频仍，以论代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乃至于掩盖真实的事情时有发生。父亲因此深有所感：“我认为写历史应该照例是本来的面目来写，把它写成信史、真史。但这样做是很难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首先在政治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
以上引自《流逝的岁月》前言第二页，父亲写回忆录时已经年近八旬，再无顾忌，履践了他自己写史存真的信念。在我看来，这部回忆录是他毕生最好的著述，历史家的回忆是史笔，波澜不惊之间，涉及许多令人震撼的历史本相。他晚年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回忆录已经写到文革前夕，却因为中风而搁置。
我是家中幼子，四川话所谓“老幺”，父母有我时已经四十余岁。我甫记事即逢文革，从此家人分散数地，自顾不暇。文革结束不久高考恢复，小学初中辍学的我也从此回到学校，忙于读书应试。我考上大学一学期后获保送出国留学，从此去国30多年，也就再没有机会从容与父母交流，询问他们的个人史。父亲的相当一部分经历，我也是通过回忆录了解到的。进而言之，我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渐渐走近他，开始理解他。这固然令人遗憾，却也再平常不过。父子之间往往亲情与张力并存，关注与冲突同在。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走过时间之桥才能缓缓抵达。然而时不我与，当我年过不惑，渐渐多一份历史的眼光看上一代人时，父亲已口不能言。所谓互相理解，更多在想象之中。
关于父亲，我已经写了六七篇文章发表，与其说是怀念，更多是为了留下一些历史叙述，记录我眼中的父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生平，我希冀通过状写父亲呈现他所处时代的点滴。这样的写作，毋庸赘述，以寻找真实为追求。
二
大约是1967年，父亲白天在位于东厂胡同的近代史研究所接受批判，学习改造，晚上回到张自忠路3号大院的家。他除了写检查、外调材料外，没有工作可做，因而有大把空闲的时间。他教我打扑克、下象棋，夜里，紧闭窗帘，在餐桌上铺上厚厚的毯子打麻将，应该都是在这个时期。
我清楚记得自己坐在父亲的腿上，听他给我念《三国演义》小人书。半个世纪过去，我还能够大致背诵60册小人书的目录：桃园三结义、董卓进京、捉放曹……我通过读这些小人书完成了识字，父亲又教我背诵古诗。后来有一段时间，背诵《长恨歌》与《琵琶行》成为我在大院里的保留节目。
在压抑而缓慢的时光里，父亲大约从天伦之乐里找到一些慰藉。他自己翻看家里不知从哪里留下来的一部《白香词谱》，顺便就给我讲了诗词平仄的基本知识。我听得似懂非懂，却从13岁就开始应用，糊里糊涂地写诗，受益至今。如今想来，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其实是父亲的遗传。不过我开始写时，父亲已经恢复工作，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无暇再指点我。我也没有觉得父亲精于诗词，在我看来，他写得过于直白。后来我渐渐认识到，诗词是中国读书人抒发怀抱的一个重要传统，作者不必是诗人，事实上，大多数作者也称不上诗人。这个传统到父亲这一辈还相当普遍，如今已基本不复存在。
当年父亲的诗写在两个本子上，中间还夹着一些散页。少时我都读过，不知道现在还保留了多少。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14岁时写的一首诗，是送他的哥哥参军抗日：“山河悲，家国危，从军曲，誓不归！……男儿自古重义气，安能戚戚乎别离？”通篇激扬的基调，既折射时代的波澜，也反映父亲的个性。1998年我最后一次听他长谈，因为耳背，他说话声如洪钟，中气还很足，所以当时我想他的身体还很好，谁知道几个月后就一病不起。他很激昂地反复说了几遍：他一生的追求是救国，从年轻到老一直如此。
他说得很真诚，我也知道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对于他那一代人中的大部分来说，是信念所在也是精神寄托。我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越来越现实化、个人化，以至于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说法。世代的变迁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无所谓谁对谁错，从不同的视角看各有千秋。每个历史人物都是很多面性的，不过自己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父亲也承认，他从历史学的角度，认为回忆录往往是不可靠的。出于这种自觉，他写回忆录时委托朋友和学生去核证史实，对自己的经历多有反思。
父亲也是很多面的。他有四川人爱摆龙门阵的习性，一生健谈，然而谈笑之间，更多保持乐观精神，极少流露自己内心的感情。感伤或激愤，大多只有在诗词中偶显端倪。我个人觉得他写得最好的一首，是写于1976年清明后的《金缕曲》：
此恨何时已，望峨眉云山万叠，故人千里。
往日花开不知惜，今日落花难觅。叹花落水流春去。
世路哪能行两遍，若能行携手重行起。
长夜听，巴山雨。
曾经沧海难为水，数十年天涯行尽，几人知己？
误了佳期空自悔，且盼梦中相遇。竟一梦也无消息。
欲寄音书从何寄，但泪痕湿透千层纸。
情未断，人老矣。
如果不了解1976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这首词读起来便是一首简单的伤怀忆旧之作，看不出其中感时的层面。父亲后来曾经把这首词抄送给好几个朋友，并且点明是对当时世事有感而发，我曾经对他说这一首写得有些李义山（商隐）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