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梁县委原书记马平，2006年6月因违纪被“双规”，2007年7月经检察机关查证起诉，他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13年。一个本该更有作为的干部，怎么说倒就倒了？！个中玄机，我弄不明白。
在他被“双规”之前，我执笔的《不富的铜梁，三年还债5个亿》文章发表，在他双规之后的2006年7月，我的这篇文章竟然获得年度新闻奖。个中玄机，我同样弄不明白。
暮春，风中，我等待一位县委书记的召见。地点在县委大院招待所，修剪整齐的冬青和葵叶郁郁葱葱，围墙外是新建的商住楼，赭红的外墙和超大的阳台，显示着县民住宅的阔绰。正瞎想着，一辆挂武警牌照的越野车飞驰而来，刹稳，跳下一条汉子。
他就是书记。
书记40出头，方脸阔嘴，脸微黑，眼不大，炯炯有神。握手，温热有力，掌心略显粗糙。听他手下说，书记长年跑乡下，全县31个乡镇、七八百个村差不多跑遍了。见那越野车糊满尘土，我信然。落座，他开门见山说：记者同志想问啥尽管提，成稿后我也不审，“免得你们采访时缩手缩脚”。这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交谈渐入佳境，书记纵横捭阖，妙语连珠，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外貌质朴得像山里汉子的男人，说到县域经济时，居然引用了凯恩斯的借贷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变革”的原版论述。我有点不甘，心想再采访下去，这篇报道岂不成了书记的施政宣言了，它还叫新闻吗？
终于寻找到机会，立马斜刺一刀：“三年前，我就想来贵县采访，之所以没来，其实有笔下留情的原因。”书记一愣，收住阔论问，怎么回事？我说，当时贵县有一群老干部，打电话到本报，要求对你们修的白龙大道和金龙大道曝光，“他们认为那投资上亿的公路，是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典型的政绩工程”。
书记呵呵笑了，说三年前他刚好上任，那路虽不是他修的，但他借此提出了“新官理旧事，还债也是政绩”的理念。我紧追不舍：“问题是，也有人认为新官理旧事是您份内的工作，就像警察该抓小偷一样，难道还用专门提出吗？”书记不动声色地反诘：我认为你还应该多调查一下，如今的新官，有几个在理旧事？有几个愿为前任还债？有几个不是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大干快上着所谓政绩工程？再问，如果新官都明白该还旧债，全国5万多个乡镇，为什么总欠债竟达两千多个亿？
我语塞。其后数天，我从县到乡往返若干次，终于调查清楚该县债务链的构成：“三金”、“三乱”3个多亿，乡镇负债2.6亿，城镇基础建设3000万及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7000万，总计7.34亿元！而县财政年收入不足2个亿。“庞大的债务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还引发干群尖锐矛盾，”一个叫陈才华的镇长对我说，“我们下村布置工作时，农民就公开顶牛：我凭啥听你的？你们欠一屁股债，凭啥还对我们指手划脚？”据陈讲，他们镇最多时欠债480万，“干部们连工资都发不出”。
与寒酸的乡镇比，县城却修得像模像样。渐渐，我开始理解书记了，“难道我真不懂该再多修几条路、多搞几处灯饰工程、多干几个立竿见影的广场、大楼之类？但再修，则肯定是搞花架子、铺烂摊子了！”然而，书记的还债理念刚提出，就遭到很多干部反对：凭啥呀？凭啥要我给上一届揩屁股？面对质疑，书记决绝地说，凭啥，就凭我们是执政者！“敢不敢正视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是责任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有人以花哨的政绩寻得升迁，但我的信念是，不求官做多大，只求百姓不骂！”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该县西泉镇人口不到9000，负债竟达1000多万，如果按镇上现有财力，100年都还不清，“可是，有谁会允许它还100年？还100年，西泉还要不要发展、人民还要不要奔小康？”书记大声质问。
于是，还债作为执政理念确定下来。仅三年，书记带着一班人竟还掉了5个多亿，“剩下的，再用一两年就可以还清了！”采访中，我一次次看到农民拿到钱后流下的热泪，连县国土局局长也含着泪对我说，“咱们局累计欠征地款六七千万，农民天天找上门闹，言辞极端的甚至喊着要去自杀。苦不堪言啊！现在好了，我们终于还清了6700万元债款，农民高兴，我们更高兴呀！”
书记的第二个大手笔是让农民盖新房。上任伊始，他了解到全县虽负债沉重，但民间存款却达90多亿（这是个劳务输出大县），就主张将这笔钱用起来。咋用？“老百姓还住在祖祖辈辈传下的破屋里，为什么不建新房？”原来，建新房这费那费要缴三四千块，书记当即指示全免，“结果，老百姓的积极性一下调动起来，仅三年，全县建的新房有两万多栋！”
第三个大手笔是乡镇干部与县城干部对调。这很敏感，但书记在三干会上说话了，“对调，不是整哪个同志，而是要让大家知道，在乡村工作的艰难和不易，这叫换把椅子看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再从乡镇调回城里，你就知道该怎样支持乡里的工作了！”会场里鸦雀无声，“再说啦，谁说乡镇干部就干不好城里的事呢？”成长于1980年代的书记甚至引用了当年印度电影《流浪者》主人公拉兹的著名台词，“小偷的儿子难道该永远是小偷？——我们的乡镇干部难道就该永远窝在乡村吗？不，关键是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这话赢得与会上百个乡镇干部的热烈鼓掌，那些长年奔波于乡间的汉子们泪花闪闪。
记得我采访他时内心是激动的。我甚至想，自唐长安四年（704年）这里设县以来，1300多年了，有多少父母官曾满怀抱负，想在这块土地上成就一番事业呢？又有多少父母官的行为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呢？
我以为，书记作出了恰当回答。但万万没料到，一年后，他竟堕落了！当南方一家媒体的记者辗转找到我后，曾问：你采访他那么久，就没觉得他有点问题吗？我哑然失笑，说，这不是让我事后说狠话吗？老实讲，采访书记前，他没给我打电话，文章见报后，他也没打电话。他心里很清楚：你做的是你该做的，就像他还旧债是他该做的一样。记得那次采访的中午，书记请我吃工作餐，县招待所的餐厅陈设简陋，进去前要走过一段黑黑的甬道，他让我先走，蓦地觉得不妥，自己走到了前面，回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干工作，惟求问心无愧了，“每个月工资也就一千多块，靠的就是责任心。”我有意问，收入才一千多吗？他说，工资只有一千多。我很想追问收入是多少，但忍了，其一，它不是我采访的主题；其二，再问下去既不礼貌也很可能自讨没趣。
历史是曲折的河流，现实是起伏的山岗。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所造化的，这话若放我身上，则是当你站在山岗上回首昨天时，你可能看得清楚，但当你“在路上”时，又怎能像诸葛亮那样看出魏延脑后的反骨呢？
这就是现实。书记叫马平，铜梁县委原书记，2006年6月他因违纪被“双规”，2007年7月经检察机关查证起诉，他因受贿被判有期徒刑13年。一个本该更有作为的干部，怎么说倒就倒了？！个中玄机，我弄不明白。然而，在他被“双规”之前，我执笔的《不富的铜梁，三年还债5个亿》文章发表，在他“双规”之后的2006年7月，我的这文章竟然获得年度新闻奖。个中玄机，我同样弄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