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世界
幸福，我们更渴望
核心提示：
他们是这样一群80后、90后：来自农村，却几乎没有下地劳作的经验；念过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早早告别校园；他们努力变得和城里的同龄人一样染发、玩网游、穿各种“潮牌”衣服，却依然显得和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们分享农民工这个共同称谓，可又彼此隔绝，怀揣只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世界，需要我们用心聆听。
谢凯又一次站在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门口。
这个过完年刚从家乡贵州安顺的偏远山区来到杭州的年轻人，背着山寨耐克双肩包，染着金黄色夸张发型，耳朵上是闪闪的耳钉，肥大的牛仔裤上，膝盖部位被刻意打上了补丁。
只有略显不安的眼睛透露他的年龄这个去年才高中毕业、第一次外出打工的男孩子，今年只有19岁。
建筑工地小工、酒店门童、流水线工人，谢凯的尝试五花八门。“不是工资太低，就是太辛苦，最重要的，是没人看得起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手握高中文凭的年轻人，从大山深处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却发现曾经以为只要改变地理坐标就能换来的新生活，就和自己缓缓吐出的烟圈一样，近在眼前，但虚幻而不真切。
感叹 融入城市不容易
从家里出发，步行1小时，坐4小时班车到安顺市区，登上凌晨2时启程的火车，整整24小时后，谢凯终于来到杭州这座原本只在书上见过名字的城市。
“睁开眼，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车，热闹得很，觉得自己来对了。”谢凯说这是他对杭州的第一印象。下了火车，他就在火车站外的地上枕着妈妈准备的包裹袋睡着了。他是被天刚蒙蒙亮就汹涌而来的车和人吵醒的，而他起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随身携带的那只塑料包裹袋，转身在路边的小店里花35块钱买了只假冒的耐克书包。
这是谢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即便如此，在他过去的19年农村生活里，他也没有正儿八经干过一次农活。因为，父母原本给这个家中长子设计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念书，考大学，留在城里工作。
“没心思念书，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还是早点出来闯一闯。”在年轻气盛的谢凯心里，读大学并不是留在城里的唯一办法，甚至，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这个目标。
在劳动力服务中心，谢凯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那个人他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的长廊上，一头黄发桀骜地竖着，白色耳塞连接着手机与他的世界，间或抽烟，和其他人扎堆站着，共同迎接一次又一次的挑选与被挑选的人相比，他显得与众不同。
这样的与众不同，并没有为他找工作带来好运气。
“明明我的学历不低，要求也不高，可找的那几份工作都不靠谱！”他一一细数3个多月来自己的经历：建筑工地是靠力气立足的，他从小没干过重活，第一天没做结束就离开了；上工厂流水线做，自己就跟机器人一样，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太不人道；酒店门童是干得最久的工作，将近一个月，可那是“伺候人的活，太憋屈”。
除了工作不好找之外，更让谢凯想不通的，是这座城市难以融入。明明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洋气”了染了头发、打了耳洞、甚至买了两套在城里看来颇流行的衣服可大家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外地人”。
“好像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和他们一样。”他小声嘟囔着，语气里的失落，远超过找不到合适工作带来的不甘。
谢凯的这种感觉，几乎能引起所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共鸣，即使是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也不例外。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群人与生俱来的乡土气息。”1981年出生的王超是四川乐山人，可自打记事起，他就和父母一起在温州生活，“和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工作，温州话也多少能说一点，可感觉还是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初中毕业后，王超就进当地一家企业做工，即便说起自己时不时就能感受到的排挤已经“云淡风轻”，可他的自嘲之下，依旧是一颗敏感的心。
调查显示，超过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这种强烈的不安和迷茫，时刻笼罩他们的内心，“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
孤单 只想找一份温暖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24岁的丁晓轩已经不记得，这句并不属于自己这个年代的歌词，已经在她的QQ签名档上挂了多久。
“原来一个人的时候，就想着能有个人陪陪自己。现在两个人了，确实没以前那么孤单了，就想着能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丁晓轩是个河南姑娘，一年前，她在厂里认识同是河南人的男友，两个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现在，他们在离厂区不远的一幢三层农民房里，租了一个房间，每个月租金450元。
在谈恋爱之前，丁晓轩过着典型的三点一线生活，每天在宿舍、车间和食堂之间穿梭，休息天多半也在宿舍宅着，用手机上网聊天、看电影。
“说实话，真没觉得我有多爱他，只是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那就在一起呗。”晓轩是个文静的姑娘，言情小说也没少读，可说起自己选择的这份爱情，她想了半天，却只能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谈恋爱是他们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排遣寂寞的方式。
郭子默也不例外。
半年前，才读高一的她给爸妈留了张纸条，从连云港离家出走，一个人来到杭州“流浪”。在服装城的一家店铺里当导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当时工作很辛苦，工资也很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一个人过得很惨。”在这个17岁小姑娘的记忆里，那段日子几乎只剩下眼泪，“他比我大8岁，天天来等我下班，带我去吃饭，安慰我，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两个月前，子默搬进了男友的住所，开始过起小日子。
对很多80后，甚至90后的农民工来说，在孤寂的生活里找一个玩伴，甚至未婚同居，都是很正常的事。“两个人一起住，省一份房租，也热闹，没啥不好的。”郭子默大大咧咧地告诉记者，上个月，她的父母特意从连云港赶到杭州看了“毛脚女婿”，也算是把她正式托付给了这个男人。
但这样的取暖，不会没有代价。这群心智并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凭冲动和任性行事，往往得不到及时、合适的情感指导。因感情不顺利而寻死觅活的人有，错综复杂的多角关系也有，甚至很多女性农民工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孕的经历。她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民营医院做号称无痛的人流手术，还有不少年轻女孩，则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当了妈妈。
迷茫 未来之路在何方
“我们这群人，努力在城市里工作，却没有我们的立足点，真的没有幸福感和成就感。”谢凯手机的音乐播放器里，常常循环播放这段时间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主题曲。
“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从汪峰苍凉孤寂的声音里，谢凯一遍遍思索自己的出路：“如果一直这样，也许真的还是该回去。”
无聊、迷茫、压抑。这是记者采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提到最多的口头禅。和父辈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尊需求，渴望自立、追求自主，希望生活得体面而又有尊严，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可在他们的生活里，阳光好像总是要比城里的同龄人少一些，欢笑亦然。
很多时候，自认为乐观坚强的郝俊也会独自神伤。
初中毕业之后，他从内蒙古随父亲去了上海，在一家经络按摩店里当学徒。3年前，手艺得到师傅认可的他，被派驻宁波的新店，在上海结识的重庆女友随他而来。一年前，两个人回内蒙古领证结婚。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就想着挣钱养家。”郝俊告诉记者，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初中毕业那年大哥结婚，为了给他造房子，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债：“几年后，债还清了，就开始为我自己做点打算。”
郝俊的打算微小又具体希望以后能够盘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为了这个也许能够在未来出现的小店，郝俊一直在努力，在他临时租住的房子里，堆满各种经络、推拿的专业书籍，墙壁上挂着一张医学用的人体图标，床头边的一本《黄帝内经》，已经被翻得卷了边，打开来看，密密麻麻都是笔记，“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做好经络推拿，一定要钻研”。
即便如此，郝俊的生活还是充斥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会叫我回去，自己又还没能力单干，所以还是稳定不下来。特别是如果接下去有了小孩，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会更高。未来，真的很难说。”
慢慢来，谜一样的未来。
可是，对这群被过早推搡着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已经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喘息的时间甚至空间。接下来，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要面对更多当年他们带着热情与憧憬奔向城市时没有想到过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的不多，我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过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这个应该不难吧？”采访的末尾，郝俊的妻子这样反问。
但愿不难。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农民工及其子女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而他们的努力，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了解他们，是帮助他们的前提和基础。(记者 何苏鸣 通讯员 陈勇)
作者：何苏鸣 陈勇 (来源：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