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历时19年编撰的编年体史书，自900多年前成书后一直备受赞誉，曾国藩就曾说过：“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5月9日，第十届南图阅读节嘉惠论坛邀请清华大学张国刚、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南京大学徐小跃三位教授以“知兴替，明得失”为主题，共同解读这部传世经典。
读经明是非，读史懂操作
“中国人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说‘宜将剩勇追穷寇’，又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些都是道理，都对，不懂道理是糊涂虫，只讲道理那就变成书呆子了，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宜‘追穷寇’，什么时候该‘且饶人’，”张国刚教授说，“对中国人来说，读经能明是非，读史才懂操作。”
他在主题发言中说，读《论语》《孟子》等经书是为了修身，但我们懂了道理还要具体地应用，这才有可能过好这一生。《资治通鉴》是贯穿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大数据库，可以让我们学习在什么情况下应用什么道理。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里讲了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孙权让吕蒙多读书，吕蒙以军务繁忙为由推托。孙权说，我难道要让你研究儒家经典当传授经学的官员吗？只是让你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后来吕蒙开始学习，并留下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成语，不光是吕蒙，我们会发现张良、韩信、诸葛亮、司马懿等等在历史上建立功业的人物，并不都是学富五车的人，所以说经书给我们一个方向，但是史书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具体的时空情境。
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读《资治通鉴》？张教授从这部典籍中抽出一个线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像是中华文化的一股股涓涓细流，商鞅及其后的秦国政治家择法家作为解决方案，使秦国统一六国，但因为施行暴政秦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汉初刘邦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带来经济大发展，但也带来了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等问题。两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家合流，如果沿着司马光拎出的这条脉络向下，那么我们会发现之后出现了宋明理学，再往后西学东渐，而到了今天，中国文化融合现代西方文明。因此，读史要注意历史的细节，更要把握总体与全局，看清大脉络把握大方向，司马光就是抱着大历史观的理念去编撰《资治通鉴》的。
“德主刑辅”观对今天有什么启示
“《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是宋神宗取的，司马光原本取名为《通志》，宋神宗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改名为《资治通鉴》。”赵生群教授在演讲时表示，“两种书名都有‘通’字，这既是总览形势、胸罗全局的大历史观，也有共通、共同的意思，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他认为，《资治通鉴》试图找出国家治乱、天下兴亡、政治成败得失的规律，因此司马光试图把握天下大势，历叙战国秦汉魏晋隋唐五代的历史兴替，是登高望远式的通史研究，而他贯穿全书的“德主刑辅”理念，就有穿越时空的规律性价值，不仅被历代王朝重视，对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大段的评论，表达“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的理念。赵教授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道德是治理国家的基石，礼则将道德规范化，使之具体可操作。在德、礼、法三者关系中，德是灵魂，礼重在预防，法偏于惩治，礼法都是教化的方法。
今天的中国，在治国理政时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这样的说法，古人对“内心的法律”加以外化，于是产生了“礼”。礼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同时，也引导社会向上提升，礼与法的区别在于：礼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法则惩治那些违礼的、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礼告诉人们应该如此，法警示人们不得那样，法是对社会成员的最低要求，越过了这条红线，法律就要强制性地予以纠正。
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认为法治的最高境界，不是监狱里人满为患，而是相反：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德治，是治本；法治，是治标，是救急；惩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虽然古代法治与我们今天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是从历史中走到今天，德主刑辅的观念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资治通鉴》记事为何始自这一年
“历史上有很多时间点很重要，但却不为人所熟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南京大学徐小跃教授在演讲时与听众分享这样一个细节，“周威烈王不是东周第一位君主，公元前403年也不是他即位的第一年，那么司马光为什么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记事开始的时间？”
答案就是，那一年周天子承认魏、赵、韩三家为诸侯。早在50年前，晋国的大夫韩、赵、魏三家联合消灭了智氏家族，瓜分了晋国，而周天子在50年后承认了这一事实，司马光对这件事写了长达1200多字的评论，意在批评这一僭越行为。
徐教授接着叙述了智氏灭亡的故事，论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当时晋国有智、韩、赵、魏四卿掌握大权，其中智氏实力最大。“智氏‘掌门人’智瑶武艺高强，多才多艺，为人强毅果敢，但他最大的弱点是不仁，”徐教授说，“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为做人的道德，其中仁德是第一位的，而不仁就为智氏灭亡埋下了伏笔。”
智瑶主持晋国国政时，要求另外三家各交出一座城池，赵氏不肯，于是智氏联合韩、魏两家攻赵。赵氏的“掌门人”赵襄子当时有三个战略要地可选：长子、邯郸和晋阳。赵襄子认为，长子城高池深是因为劳役重，邯郸粮草丰足是因为赋税重，只有晋阳轻徭薄赋得民心，因此他选择去晋阳。这个选择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比城池和粮草更重要。
果然，智瑶率联军围困晋阳，并放水灌城两年，老百姓的灶间青蛙游来游去，但晋阳城仍不投降。这时赵襄子派人找到韩、魏两家说：“我完了，下面就轮到你们了。”这下说中了两家的心事，于是三家突然联合袭击智氏，智氏200余口全部被杀。从三对一的优势变为一对三的劣势，这就是智瑶不仁、失德、不得人心的结果。徐教授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对人心、人性的把握，而我们今天则要特别关注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华文明具有宽容、自由、独立的特质，循此路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本报记者 王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