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可能出现再次（新冠肺炎）大流行。”2021年1月13日，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下称“上海公卫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对《财经》记者说。
进入2021年，河北、黑龙江等省份先后出现新冠肺炎局部疫情。截至1月12日，全国共有1个高风险地区、73个中风险地区，“拐点”何时出现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作为全国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卢洪洲所在的上海公卫中心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第一时间接收了来自武汉的危重患者，并推出新冠治疗“上海方案”，被推广至全国，大幅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
这一次，一边持续救治在院病人，一边继续从事新冠相关科研，卢洪洲对我国应对新发疫情的能力满怀信心。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源头
就在一个月前，2020年12月15日，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成果再获国际表彰。卢洪洲与瑞金医院陈赛娟院士共获法国“夏邦克-杜博赛”奖。
这是法国医学科学院设立该奖项以来，首次授予他国科学家。此次中国研究人员获奖，在于明确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源头，以及新冠患者康复后抗体的持续保护性等。
早在新冠疫情露头的第一时间，卢洪洲接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的电话，“他说这次新冠疫情是一个新发的事件，对它了解得很少，我们应该做一个前瞻性的大的研究”。
自那时起，卢洪洲、陈赛娟等人就对所有在沪救治的新冠肺炎患者，包括从武汉转诊而来患者共112人，全部进行了病毒基因测序，发现病毒已经分成两个主要的分支。
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华南海鲜市场的环境样本（如门把手）中测出了病毒序列。然而，在市场上贩售的野生动物中，没有分离出病毒。“所以我们推测，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首先是人感染了病毒，人和人之间再去传播。”卢洪洲介绍。
由此，卢洪洲和他的伙伴们明确提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源头，相关研究成果也已于5月20日向国际社会发表。也正是与这一成果相关的研究，让卢洪洲、陈赛娟两人获得了法国“夏邦克-杜博赛”奖。
“武汉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个人是从哪个地方感染的，需要更多的溯源的研究。”卢洪洲在2020年年底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提前拉响新冠警报
卢洪洲记得，新冠病毒最早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是2020年元旦前后。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情况通报，称多例肺炎病例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初步分析认为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看到这一信息的卢洪洲，于1月2日组织上海公卫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人力、物力，包括实验室，均在第一时间准备就绪。
“有了疫情以后，一个人早晨可能在非洲，晚上这个患者可能就坐飞机到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监测任何一个地区发现疫情，都要做相应的准备，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了。” 卢洪洲介绍。
迅速地，上海公卫中心拉响了警报。
2020年1月15日，上海公卫中心面向临床医护人员举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培训，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概念、流行特征、临床特点、诊治，以及医院感染预防等进行了系统介绍，强调了早期识别和科学防控的重要性。
上海市布置新冠疫情防控任务是2020年1月19日。“我们作为定点医院，其实早就做好了收治患者的准备以及预案”。人力、物力、临床救治团队、负压病房，“都已准备就绪，所以有了第一个病例以后，我们全力以赴就在救治。”卢洪洲说。
“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他最后还是走掉了”
更早地拉响警报，不代表没有压力。
当回顾2020年迎战疫情的经历，卢洪洲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满是伤心和遗憾，“我们都哭了”。
作为全国顶尖的传染病医院，上海公卫中心最早收治的，几乎都是危重病人，包括由武汉转诊的患者。“2月份的时候，收治病人比较多。那时候压力非常大，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卢洪洲回忆道。
卢洪洲所说的大家，不仅有上海公卫中心院长朱同玉等本院医护人员，还有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必杰等，都是上海顶级“大三甲”各科室的专家。
这些“外援”于2020年2月3日集结，与卢洪洲等人一起，开始了漫长的“宿舍生活”。
“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一直是住在医院，只有要换衣服的时候才回家，或者到市区开会的时候。”卢洪洲想的是 ，“这么多的重症患者，随时可能有病情变化。两三点钟起来会诊，是经常有的事情。”
短短两三个月的战时状态，卢洪洲的体重由75公斤降到了67公斤。“4月、5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可以出差了。我到北京去出差，连续好几次，上飞机身份证通不过，因为人脸识别已经识别不出来了”。
最痛苦的，则是面对病人逝去的无奈。
卢洪洲对2020年记忆最鲜明的那瞬间，就是一位新冠肺炎病人过世时。那天晚上，“我一直陪到凌晨三点。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这么积极地努力，这么多的医生护士专家都围着他，他还是走了。这是最伤心的”。
历经了长达39天的抢救，这位病人用上了最先进的人工肝、人工肺，所有上海专家随叫随到，“还是去世了。”卢洪洲连说了两句“伤心”，那天晚上他哭了。
收治的几乎所有病人，在第一周末或第二周，大多会有肺部影像学表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都会出现严重症状。“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如果我们不在早期、及时干预，还会有很多患者像一开始那样的重症，甚至于死亡。”卢洪洲指出。
好在，自2020年3月以来，上海公卫中心再也没有患者因为新冠肺炎病逝。“3月后主要是输入性病例，没有一个患者死亡。危重症病人有三个，重症病人十多个”。迄今为止，该院已收治13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其中7人病逝于2月，总体救治成功率99.5%。
跟张文宏等人“吵”出“上海方案”
有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被称为“上海方案”。
这是2020年3月16日形成的《上海市“2019新冠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如今说来笑声朗朗，当初上海的专家们达成共识可是不容易。
很多专家都吵过架。卢洪洲跟张文宏医生吵过，跟毛恩强医生也吵过，“我们都吵过”。尤其是在2月份，为了患者救治方案，细到抗凝药物的使用，大到学术研究的争论。
直到2020年3月初，一度频繁争吵的上海专家组成员达成了共识。“上海方案”沿用至今，彼此查房的步骤和观点，已基本一致。
卢洪洲将“上海方案”总结为“四素一肽”，即激素、肝素、干扰素、大剂量维生素C和胸腺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