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凌晨，20岁的桦甸男青年肖冬（化名）在伊通街头被6人莫名强行押上捷达车，在遭受胁迫作案过程中，1月28日凌晨，他被桦甸市夜巡公安干警解救（新文化报3月4日B1版报道）。从遇险到获救，在被拘禁的24小时里，年仅20岁的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纠结？他会如何面对这场“虎口脱险”的余悸？3月11日，新文化记者邀请著名心理学专家、吉林省心理教育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顾寿山老师，专程前往桦甸市东崴子村给肖冬送去心理关怀，帮助他和他的家庭走出阴霾。
坐着、蹲下，肖冬变换了几次姿势，最后点了一支烟，蹲在火炕上，开始了与我们的交流。
夹着香烟的右手从始至终抖个不停，一副黑色镜框后面，间或波动的两道光里没有惊恐，只是黯淡的游离。
“事情过去一个月，想起来的时候慢慢少了，也还是有点害怕。”文弱的肖冬说，单薄的身体在缭绕烟雾里些微晃动。
生日
他恐怕一生也无法忘记，自己20岁生日那天，母亲眼中的泪水和口中的呢喃
“大儿子，看，蛋糕好看不？给谁过生日呢？来，吹蜡烛吧！”肖冬像个孩子一样，被母亲紧紧揽在怀里，听着妈妈的轻声细语，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他恐怕一生也无法忘记，自己20岁生日那天，母亲眼中的泪水和口中的呢喃，那关怀让他觉得温暖、安全，他能感受到母亲心底的疼痛，如同他心底的恐惧一样清晰。
从记事儿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离家打工，肖冬从未怀疑过生活的美好，人们的友善。直到19岁的最后一个礼拜，生存的能力和尊严，被意外剥夺了24小时，又幸运地失而复得，而后在恐惧中蹒跚，如学步般踉跄着重建对生活的渴望和态度。那黑色的24小时，同母亲怀中的20岁生日一起，变成生命中的胶片，存于肖冬的“记忆播放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敢肯定。”
关于生日的场景是肖冬母亲提到的，儿子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对于母亲是超出生命承受之重的痛苦。对于肖冬来说，这个生日不仅仅是惊恐过后的温暖和安全，对母亲的愧疚和担忧更为甚之。于是，我们与肖冬的交流是在非常安静的环境下进行的。我们要求他的家人暂时回避，将家里的那间房留给我们，“你或许有不愿意让母亲知道的关于这件事的细节，你的名字和容貌也不会出现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朋友，你可以跟我们说你所有想说的话。”这是我和顾寿山老师的开场白，实际上，这确实营造了一个不错的氛围。
遭绑
刚走出网吧，被对面人行道上三个口罩遮面的年轻人叫住，打听一家旅店的位置
肖冬在长春打工一年多，每月3000元工资自给自足。春节前的1月26日，公司没了订单提前放假，肖冬准备和朋友到伊通“厮混”一天，第二天再返回老家。所谓“厮混”，就是一起在网吧玩个通宵，这样可以省下住宿钱。事情就发生在那个夜里。
1月27日凌晨1点多，身边的朋友熟睡中，肖冬走出网吧寻找便利店想要买个打火机。刚走出网吧，被对面人行道上三个口罩遮面的年轻人叫住，打听一家旅店的位置，肖冬回了句“不知道”便继续行路，“黑天戴口罩挺特别，觉得有点不对劲。”肖冬回头看了一眼，和三个年轻人对视后分道而行。
几分钟后，肖冬从便利店里出来准备返回网吧时，一辆老款白色捷达车迎面驶来突然停在身边，车里跑出6个人把肖冬围在中间，“什么话都没说，（我）愣神的工夫就被踢倒了，打了好几分钟，塞进了捷达车。”
肖冬觉得脸上像是被撕开了几道口子，左眼像要爆开，张不开、合不上，能看到的只有一片红，“整个人好像不是自己的，脑袋浑浆浆一片。”说话的时候，肖冬手里的香烟燃到了尽头，他又吸了一口，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接着说，自己恢复意识的时候，是被人一个嘴巴打醒的，“他们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但东西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掏出去的。”
“你当时心里想起什么？ 是遇到了坏人吗？ ”顾寿山用一句问话暂时打断肖冬的回忆，以使他有些激动的情绪安静下来。“我当时想了，这是咋回事啊？为什么这样？他们想干什么？是抢劫吗？干嘛抓我呢？他们要把我怎么样？”肖冬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和内心变化，“可是，他们有刀，我不敢多说话。 ”
“囚车”
“前面一个司机，一个副驾驶，后面算我一共5个人，我被夹在中间，左右都有人，我腿上还坐了一个，旁边也有一个人坐别人腿上”
捷达车径直不知开去哪里，黑夜里只有车灯的光亮，肖冬感觉眼睛热乎乎的，看不清楚车上的这些人是什么模样，有3个人将口罩褪到下颚，另外的3个人坐在车里也戴着口罩，肖冬被夹在车里。
“前面一个司机，一个副驾驶，后面算我一共5个人，我被夹在中间，左右都有人，我腿上还坐了一个，旁边也有一个人坐别人腿上。”肖冬说，他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里，浑浑噩噩，只能听得见说话。
在行进的“牢笼”中，一把钢刀冰冷地拍打在他的脸上，“老实点，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喊，不许报警！”肖冬记得这样的话，“一路上，他们都这么警告我。”
大概20分钟以后，捷达车开到了一片空旷地，肖冬被拖下车，扔在地上，几条钢管轮番砸在胳膊上、腰上、后背，身体成了沙袋，招架着拳脚和钢管，“我当时只是抱住头求饶，我说我的东西都给你们了，别打了。可他们不停手，打了好几分钟，不对，好像有十几分钟吧，记不清楚，反正很长时间，我的感觉是这样。”在那样的情况下，肖冬只有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少受一点伤害，尽管这样的努力很苍白。
“他们为什么这么打你？你反抗了？”我问。“没有啊！哪敢反抗？他们掏走我东西的时候，把我的手机扣下了，我身上的几块钱和银行卡也都被拿走，我告诉了他们银行卡的密码，但是里面只不到100块钱，可能他们是因为没抢到钱才又打我的，这是我后来自己琢磨的。当天晚上，我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查我的银行卡，很可能是去了，我迷迷糊糊地没发现。要不然，他们干啥这么打我？”肖冬还是很安静，声音里有些颤抖，又点了一支烟。
“你能记得他们的样子吗？”我问。“具体的说不太清楚，开车的是一个30多岁的，穿黑色皮夹克，其他人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其中3个穿黑色棉服，另外两个人一个穿绿色棉服，另一个穿黄格子棉服的，耳朵后面有个纹身，一直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肖冬觉得，最后这两个人应该是这伙人的头目，那个“黄格子纹身”更多地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在肖冬的记忆里，几乎所有的谩骂、殴打和胁迫，都发起于这两个同他年纪相仿的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