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莫砺锋,江苏无锡人,1949年生,1984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唐宋诗学、宋代理学与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学术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其他著作有《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宁钝斋杂著》《诗意人生》等。主编教材有《中国文学史·宋代卷》。编译有《神女之探寻》。
个人自述:
少时喜爱数理,曾以工程师自期,不意青春十载尽付稼穑,而立之年方始学文,起步既迟,天分又低,虽驽马十驾,亦难期千里矣。
自入大庠,立雪程门,亲承音旨,稍窥门径。三十年来亦努力治学,千虑一得,偶灾梨枣。素以“述而不作”为宗旨,故不涉冷僻题目,不求珍本秘籍。自述其志云:吃家常饭,乘公交车,读常见书。今年已古稀,夫复何求?每日诗书相伴,甘心老是乡矣!
“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
记者:您在读中学时更喜爱物理、化学等理科专业,为何后来会选择学文科?是什么让您对古典作品产生了兴趣?
莫砺锋:要是时光倒流五十年,让我回到中学时代,我做梦都想不到要以中文系教师的职业了此一生。我在苏州中学读高中时一直偏爱数学和物理,立志要当个优秀的理工科人才。1966年5月,面临高考的我第一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没想到高考突然被废除了,两年后我就下乡务农了。不久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就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专读文科书籍。
1977年底高考恢复,当时我已经迁到皖北农村,那年安徽省的高考有个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只有“学有专长”的考生才能放宽年龄。当时我已29岁,按规定无法报考。由于我正在自学英语,老乡都知道我常看“曲曲弯弯”的书,有人帮我出主意,说我在英语方面“学有专长”。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一年后考研,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同属文科的中文系。本来想报考南大的英语言文学专业,可是南大的英语专业规定要考第二外语,而我在安大还没开始学习二外,于是我在安徽省教育厅里的报名地点临时改报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并侥幸考取了。
我在农村读了十年闲书,开始时是“博览群书”,因为书源枯竭,只能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后来我渐渐地把阅读重点转到古典文学上来,表面原因是那些书可以反复阅读,真正的原因则是通过读书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是在江南农村的茅屋底下认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如今以研究唐诗宋词为专业,就是十年知青生涯中无心插柳的结果。
我进入南大以后才得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导师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临时改读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根红烛”
记者:在程千帆先生门下学习,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莫砺锋: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完全能够胜任对我的指导。但为了让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接受更严格的培养,程先生便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将近三年时间内,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和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而且开始读博时年过而立。我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应归功于程先生和其他三位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
程先生本人绝对是位教学名师,讲课时神采奕奕,语言流畅生动,更重要的是他总是采取启发式的讲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方法论的训练。程先生还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学术能力。比如“杜诗研究”(杜甫诗歌研究)课,他提出许多问题让我们思考,也提出新的观点让我们体会。这门课程的一个成果便是师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那本杜诗论文集。程先生教导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到他家去座谈,每两周一次,每次半天,雷打不动,那真是让我们受益良多。程先生一生中最多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在遗嘱中有一段话:“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当时程先生曾让我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份遗嘱上签名,我看了这几句话,大为震撼:程先生是公认的优秀学者,但他竟然把培养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
我留校任教后努力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首先就是要有认真的态度,要对学生负责,绝对不能误人子弟。我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与学生讨论,我现在也是每两周一次跟我的研究生座谈,讨论他们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程先生经常引用《庄子》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解释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其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一根红烛。
“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
记者:您在做学术研究时一般运用什么方法,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办法的“新”与“旧”?